多元化政治思潮對美國對華外交決策的影響也不容小視。依據不同的標準，美國政界和學術界精英往往被歸入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實用主義/理想主義等多個思想陣營，這些人不僅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而且與美國外交決策圈子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他們對美國國內、國際環境的不同認知，加劇了美國對外決策過程及結果的不穩定性。例如，有人把現任總統奧巴馬的高級幕僚分為“實用派”和“戰略派”。“實用派”更關注經濟問題和美中經濟關係。他們認為，由於在經濟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美中應該成為戰略上的夥伴，合作雙贏是一個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儘管兩國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只要處理好一些切實存在的問題，阻礙雙方建立富有成效的夥伴關係的許多因素就會煙消雲散。“戰略派”則強調美中之間無法逆轉的對抗特征。他們認為，儘管雙方應該加強彼此間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小摩擦，但是這樣的合作都是戰術性的，沒有更深的意義。在一切雙邊交流活動的表象之下，是利益與價值觀的根本衝突，這種衝突可控，但無法化解，除非其中一方發生改變，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約翰.李：《華盛頓對華外交戰的內部指導手册》，《外交政策》2009年7月28日）
三、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
對於雙邊關係而言，美國實行“兩面下注”的對華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兩國無法深入合作，“穩定——震蕩——穩定”的中美關係周期性規律將長期存在，某些局部性的“硬衝撞”也無法排除發生的可能。對於世界政治而言，既合作又對抗、既重要又充滿變數的中美關係不利於和平與發展。當前，中國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能力正在逐步走強，但由於“一超多強”、中西有隙的政治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也不應過高估計這種能力。就現階段而言，謀求相對穩定和向好的中美關係需要重視以下問題。
1. 確保雙邊交流機制和渠道的暢通
2009年，剛剛“升級”而成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成功舉行並取得一些成果，美國學術界隨即提出G2模式並引發了熱烈討論。儘管中國政府未接受這一提法，但它畢竟說明一些美國人開始嘗試接受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相信中國在現存國際體制內的崛起。為了確保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發展，維持、拓寬和利用多年來形成的此類雙邊對話、磋商和合作機制依然有重要的意義：一是有利於雙方的相互了解，減少戰略誤判。二是有利於雙方探討更深層次的合作關係。保持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為核心的多層級、多軌道、專業化、長期化的對話與合作機制，有助於雙方在危機管理方面形成一些“工作慣例”，以便及時化解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經濟矛盾，預防和控制一些潛在矛盾的凸顯、升級和擴大。三是有利於化解他國的猜忌和不安。包容、開放、中性的中美互動合作方式可以緩解他國的戰略憂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