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易順差並非是通過匯率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全球產出體系分工中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
從中美貿易的實證結果看，匯率波動對貿易出口無明顯影響，而國內的產出水平和價格變動影響著貿易出口。中國出口強勁的增長是中國經濟溢出、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共同作用的結果。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產業國際分工帶來的結構性、轉移性和互補性競爭結果。
匯率並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貿易賬戶順差和人民幣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對維護地區金融穩定和中美雙邊貿易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中國今年3月份出現的72.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止了自2004年5月開始的連續70個月的貿易順差局面。貿易逆差的出現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影響貿易平衡的根本性因素絕不是匯率，而是取決於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供求關係，以及供求關係之下的深層次產業結構、國際分工格局等問題。
從國際分工格局來看，如果影響比較優勢的因素不變，全球失衡，特別是中美失衡將長期存在。因此，拋開比較優勢，單純關注匯率這樣的名義變量來談治理全球失衡是無意義的。
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維持匯率穩定代價很大，但如放任匯率升值付出的代價將更大
匯率需要客觀反映經濟現狀，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標桿。經濟轉型國家的最優匯率制度是與其最優工業化路徑相匹配的，更是動態演進的。目前，中國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地方政府、自然人的利益多元性使得產業結構調整步履艱難。匯率改革採取何種路徑尚待權衡分析。從更長遠和戰略性的視角看，匯率改革將有助於資源配置優化、增長模式轉型、資本等要素價格長期扭曲問題的解決，最終提高整體國民福利。
但是，當前如果匯率調整與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並行，將可能導致經濟出現更大的不確定性。宏觀調控不僅要考慮匯率對治理通脹的意義，還必須要考慮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平衡。特別是在產業結構性改革嚴重缺位的條件下，直接開啟名義匯率升值的閥門，將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難於調控。如果匯率升值採用“休克型療法”，由於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中期來看對整個產業結構調整也沒有好處。因此，在全球經濟復甦尚不明確的條件下，穩定人民幣匯率是一種綜合考量下的次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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