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壓人民幣是美國新重商主義和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新表現形式
匯率之爭的背後是實體經濟之爭。美國當前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遺憾的是美國接連打出“出口牌”、“匯率牌”、“低碳牌”、“重返亞洲牌”等4張牌，更多地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替罪羊，而不是思考如何改革和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全球化趨勢下的跨國公司已經成為全球生產的組織者和協調者，並實現了按價值鏈組織全球分工，從而根本上改變了貨幣、貿易和更多宏觀經濟變量的傳導機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已形成了十幾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單純通過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傳統機制在低端價值鏈上幾乎完全失效。名義匯率調整的結果更多地反映在利潤水平的波動之上，從根本上已難改變全球貿易順差模式。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人民幣的升值並不能幫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所以，最後的結果是“我們將從其他地區進口，但我們進口的仍是同樣的商品”。對此，歐元之父蒙代爾曾以12個論點說明人民幣升值不合適。
因此，從中長期來看，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競爭性決定，中國採取美元權重較大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一種最佳的選擇。同時，溫和升值的預期最宜落在中美通脹率的差額之內。這種模式既能給予國際商務活動明確的預期和透明度，還能有效防止低利率和通縮陷阱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威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