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茨基的不少作品已被翻譯成中文，詩歌、散文、政論等不同體裁都有，雖說翻譯質量不盡如人意，但畢竟呈現了漢語中的布羅茨基形象。《布羅茨基談話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收集了1978年至1992年之間美籍俄裔音樂家沃爾科夫對布羅茨基的訪談，分為十二章列出。談話錄這種體裁，在歐洲早已有之，著名的如埃克曼於1836年出版的《歌德談話錄》。因兩人智慧、身份的懸殊，埃克曼的責任只是忠實紀錄歌德的談話，缺少思想碰撞的火花。相比之下，《布羅茨基談話錄》更像兩位智者的平等交流，沃爾科夫本身具備極高的人文素養，提問之精細，遠非普通新聞記者所能及。
作為一本談話錄，竟貫穿14年之久，可見兩人都是慎重為之，絕非圖一時口舌之快。因布羅茨基心臟病發作英年早逝，致使談話錄最後一章未能完成，惜為憾事。但就目前十二章而言，布羅茨基的生平大事和其對文學創作、俄羅斯知識分子傳統的看法，已基本明確地貫徹其中。提問者沃爾科夫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像大多數的談話錄那樣，專問一些貌似龐大高深實則淺陋無知的問題，而往往從日常普通的小事細節入手，對具體作品的鑒賞入手，引出布羅茨基的回應和解釋。換言之，這本談話錄堪稱布羅茨基的獨特傳記、思想切片，對其詩文著作構成了有益的補充。
與生活於斯大林獨裁時期的上一輩作家相比，布羅茨基顯然要幸運得多，沒有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施以軟禁、鎮壓或病死於勞改營，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等人的悲慘遭遇無不如此。布羅茨基自述少年時因為厭惡僵化教條的學校教育，自動退學而去工廠上班，還一度加入地質勘探隊在中蘇邊境上游蕩。但很快因“不勞而獲罪”被關進精神病院，繼而被流放。寒冷的北方流放地，除了肉體上的考驗，在精神上卻並不能令布羅茨基沮喪、妥協。他抽空大量閱讀、創作，歸來時帶回了一百多公斤的書籍。“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時期，以後不曾有比這更壞的，但似乎也不曾有更好的。”布羅茨基在談話錄中回憶。
彼得堡曾是俄羅斯文化中心，布羅茨基在這裡找到了青年時代最好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導師。脫離了學校教育，卻開始了漫長、莊嚴的自我教育。在談話錄里，布羅茨基深情回憶了有關前輩阿赫瑪托娃和彼得堡文化沙龍的往事。日後當他登上諾貝爾文學獎領獎台時，感激而謙虛地聲稱，自己遠不如那些前輩，獲得榮譽只是為了向那些未能獲獎的前輩致敬。在致敬的前輩中，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弗洛斯特、奧登，這些名字顯著而奪目。談話錄中幾乎一半的篇幅都是談論這些人及其作品，布羅茨基精彩獨到的分析，無疑對重新認識這些大師的作品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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