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陸方面觀察，應當更加全面深入細緻地瞭解和理解台灣文化的源流、特點和趨勢，不簡單化地下判斷，做結論。大陸政府強調兩岸文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是必要的，但是不夠的，應當更清楚地認識兩岸文化中的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細心地分辨“台獨”的“文化去中國化”和一般民眾的錯誤認識和錯誤知覺，對前者嚴厲批評，對後者則應長期引導和轉變其思維。大陸政府並應教育大陸民眾從文化上正確認識台灣和台灣人民，表現出更加謙虛謹慎的學習精神，超越政治的包容精神，開放積極的對話精神，客觀冷靜的理性精神，才能促進兩岸的文化理解，擊退某些勢力的有意歪曲和文化“妖魔化”。
如果處理不好，兩岸人民的誤解加深，在某些勢力的操縱下，可能造成文化的衝突，這是必須警惕和提前預防的。目前學術界特別關注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間的衝突，其實同一文化之內的衝突並不鮮見，甚至在冷戰後成為許多國家內部衝突的背景。文化衝突是由於文化差異及所追求的思想精神目標而導致的對抗與摩擦。即使在政治和經濟衝突背後也往往有文化衝突的因素。現在兩岸人民大量往來，廣泛的接觸既有促進互相理解的正面作用，也潛藏著文化衝突的負面根苗。兩岸政府和精英應當警惕負面影響，開拓文化合作的途徑，例如兩岸在文字上“識繁書簡”和“識簡書繁”，共同申遺，以更廣泛多樣的文化合作去遏制文化衝突的可能性。
文化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的另一途徑涉及軟實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最早提出軟實力的概念，認為它不是胡蘿蔔加大棒，而是讓其他國家效仿某種生活方式，被某種思想、制度所吸引，心甘情願地追隨，或雖不情願，但已成勢所不然，不得不從。(注15)筆者認為，軟實力是一國文化（其核心是價值觀）對國外的影響力。當在兩岸關係上談到軟實力時，就包含了大陸對國外的文化影響力，台灣對國外的文化影響力，或者兩岸共同對國外的文化影響力。兩岸之間是一國，同屬中華文化，軟實力的概念並不適用。如果有人使用它，也是在同一文化內不同地域文化吸引力的意義上去理解。大陸很多文章談到內部的軟實力，實質上是指文化吸引力，與奈的軟實力概念頗有差異。
在兩岸關係中借用“軟實力”的概念，正如蔡逸儒所指出的，發揚台灣“軟實力”並非出於對抗的考慮，而是要發揮台灣的優勢，創新能力，增加認同與利得。所謂台灣的“本土文化”其中都有大量的中華文明元素，兩者難以截然劃分。即使民進黨時期的文化官員與人員，也無法、不敢全面“去中國化”，不能用太強烈的意識形態來主導文創發展方向。他認為，最好的方法還是兩岸合作，共創雙贏。(注16)兩岸合作共同在世界上弘揚中華文化，才是發揮軟實力作用的正道。
兩岸合作在世界上弘揚中華文化，說來容易做來難，也可以由易而難，由低而高，分為三個層次，逐步推進。
第一層次的合作是器物層次，舉凡衣食住行，休閒娛樂，旅遊觀光，兩岸聯手，打造中華美食、中華服飾、電影電視、流行音樂、舞蹈戲曲、工藝美術、會展旅遊，等等，讓各國人民更好地領略美不勝收的中華文明成果。要做大做強，就必須發展成規模化經營的文化創意產業，台灣具有科技創新能力和文化產業化能力，大陸也在急起直追，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為兩岸合作提供了絕佳機會與合作平台。
第二層次的合作是機制、體制和法制。大陸已經在世界各國開設孔子學院，主要任務是教授中文，滿足世界上對於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要求。大陸還在國外開辦了一批中國文化中心，通過開展各種文化活動，聯結各國精英與人民，幫助他們瞭解和理解中國。兩岸應當也可能攜手聯動。特別是承擔工作的大學、智庫、文化組織等，更應超越政治進行合作。與此同時，還可以在境外志願者、境外慈善機構救助等方面合作，探索和建立新的機制、體制和法制。
第三層次是在文化價值觀方面的合作。兩岸的專家學者、文化藝術界、文化研究界，應當共同研究中華文化價值觀的精髓，不僅探討發掘傳統文化價值觀，而且更加注重文化價值觀的現代傳承、提煉與發揚，在兩岸中國人認同的基礎上推向世界。價值觀的推介必定在兩岸的現代化實踐經驗基礎上才能成功，這就可以為兩岸人民互相學習與吸收彼此的經驗創造新的途徑。
(注1)田弘茂、張顯超主編：《兩岸交流二十年－變遷與挑戰》，明田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第194至195頁。
(注2胡友嗚、馬欣來：《台灣文化》，遼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頁，第60－62頁。
(注3同前注，第152－153頁。
(注4張立文、町田三郎主編：《傳統文化與東亞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3－15頁。
(注5（韓）金夏中：《騰飛的龍》，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47－53頁。
(注6胡錦濤：《人民日報》，2008年12月31日。
(注7楊開煌：《新局：對胡六點之解讀》，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56至257頁。
(注8楊彥傑：《台灣歷史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145頁。
(注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第7頁，第106－107頁，第133頁。
(注10)錢杭、謝維楊：《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第24－30頁。
(注11)同前注，第22－23頁。
(注12)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點意見》，《人民日報》2007年2月27日。
(注13)（美）塞繆爾．亨廷頓等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79－380頁。
(注14)楊開煌：《新局：對胡六點之解讀》，海峽文藝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31－232頁。
(注15)（美）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25－26頁。
(注16)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9月17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7月號，總第15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