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造假成為普遍的“工具理性”、無傷大雅的社會選擇時，我們又如何相信造假者會真誠地做出反思？又能指望多少人將之奉為前車之鑒？它又會助長多少造假者“被抓倒黴、沒抓繼續”的僥幸心理？
多次看到國外商人因出售偽劣食品自殺的報道，這樣的方式未必可取，但它卻傳遞出我們甚為匱乏的“恥感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羨慕世俗的成功，更敬畏內心的道德。從這個角度，我們在批判某一造假者時，更應從社會宏觀層面，反思功利的輸贏文化，遏制“恥感文化”的失靈。否則，即便是痛打了某個造假者，改變的也只是局部的利益權衡，或者讓後來者包裝得更加精美隱蔽罷了。
當然，對於某些造假者來說，“恥感文化”或許暫時不管用，這就需要同時把“畏感文化”建起來。既然造假是為了牟利，那麼就需要一種“打假經濟學”，通過懲戒機制讓造假者得不償失。
此外，既然一些造假者有用武之地，比如假發票之於貪腐型報銷，假文憑之於潛規則提拔，那麼就應該從腐敗的源頭抓起。既然一些造假行為與“審批不嚴”、“監管缺失”密不可分，那麼就要在制度上堵住這些漏洞。
在這個意義上，面對造假事件，我們在看到某個人身敗名裂的同時，更要開啟內心深處的道德律；換言之，它不僅是一種事實判斷，更應真正成為一種價值判斷，引導我們對身邊每一次造假行為、每一個制度漏洞都保持足夠的警惕。畢竟，一個只懲罰“倒黴蛋”的社會，是不會有真正的道德覺悟和規則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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