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這在當時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學術界提倡“批判繼承”和“古為今用”，具體到點校工作，要求盡量簡潔，因此學者們做的很多校勘、考證工作並沒有
能夠在校勘記中充分體現，某種意義上說，點校本並不能全部反映當年工作的實際水準。
新京報：這帶來了什麼樣的實際影響？
徐俊：在力求簡單的思想指導下，有幾部史都沒有採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書在歷史上都有眾多不同版本，這就要求我們整理時首先要確定一個好的底本。但點校本中部分史書採取了“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覺得哪個本子文字好就直接採用哪個，不出校說明。
這是受質疑相對集中的地方，這次修訂我們要求每部史都必須確定好的底本，徹底解決“不主一本”的問題。
新京報：政治風氣有沒有給內容方面帶來什麼影響？
徐俊：政治風氣對點校本內容的實質性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政治對點校工作影響最大的時期，是1967年的短暫恢復階段。那個時段，要求在點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強調連標點符號也要講階級鬥爭，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蔑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明史》裡這樣的一段話：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當時認為“苦我民耳”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新京報：這些都是時代觀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僅是標點，在分段提行的問題上也講階級鬥爭觀點，按照體例應該按年月來劃分的，但由於要突出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當時就要求遇到農民起義就提行，如涉及陳勝、吳廣、黃巢等人的內容都進行分段提行。現在的點校本《三國志》、《陳書》、《周書》，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是“文革”期間，1967年短暫恢復階段的做法，但這個時段的點校工作，沒有形成有價值的成果，所以在現在通行的點校本中沒有留下明顯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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