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認為，經濟低迷時期，東芝、豐田、索尼等大企業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上游，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有力地支撐了日本經濟；而中國經濟主要靠總量增長，缺乏核心企業和核心競爭力。
“與日本相比，關鍵要看我們自己的企業何時能引領整個民族的發展。”樊勇明說。
在經濟學家看來，中日之間的差距遠不止此：日元早已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尚未實現國際化；日本城市化率25年前已近8成，中國的城市化率尚不到一半。
社會學家則如此概括中日的區別：中國——“矛盾多發、轉型困難”；日本——“經濟低迷，社會有序”。日本已基本消除貧困問題，中國尚有1.5億貧困人口；日本城鄉、地區差異甚小，中國的地區發展水準參差不齊。
“差不多”與“匠人心”——從一把改錐看中日管理差距
聊起中日產品的品質差異，曾長駐日本的記者冮冶喜歡套用“一把改錐”的例子：一些中國產品好比一把改錐，設計精良，使用起來卻並不能持久。生產廠家解釋說：上游廠家提供的鋼材就是“差不多”的品質。鋼廠也訴苦：購買的鐵礦石也是“差不多”的品質。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日本的加工精密程度和精細的社會管理。
日本經濟產業省2007年評選的“最具活力中小製造業企業300強”名單中，零部件、機械製造和精密加工企業佔三分之二；單個產品在全球市場佔有很高份額的有超過六分之一。
“這些企業也許只是一個小作坊，卻在各自行業獨領風騷。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為什麼日本企業生產的高端數碼相機可以佔領大部分國際市場？為什麼日本的新幹線列車運行數十年來，基本沒有人員傷亡事故？”冮冶說。
一位移居日本的中國媽媽在博客上寫到，日本的幼兒園要求，小孩每天都要準備若干個口袋，將所有文具、衣物和食物分門別類收納整齊帶到學校。
“看看我們的孩子，大部分精力都在做作業、練鋼琴、學奧數，功利性太強，對孩子的細心、耐心和責任心的教育並不重視，培養的都是揮斥方遒的‘天才’卻很少腳踏實地的‘匠人’，這背後的隱憂值得警惕。”劉江永說。
對此，冮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美國人多地廣，增長靠“資源”；日本地少人多，增長靠“管理”；中國可以走一條混合型道路，“西部靠資源、東部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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