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中國政府公佈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指標，並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這為中國實現在“十一五”規劃當中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增加了難度。中國政府將採取什麼措施實現有關減排目標？
答：你問到了我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前四年，我們單位GDP能耗下降了15.6%，但是我們定的計劃是在五年內下降20%左右。今年一季度，單位能耗沒有減少，反而有所上升，這是由於我們在經濟復甦過程中一些高耗能的產業盲目發展，我們比較早地認識到這個問題，採取了措施。因此，上半年單位能耗水準實現由升轉降。但是，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目標確實有很大的困難。
我們已經制定了在今年下半年減少高耗能企業的指標，這其中包括淘汰小火電、小鋼鐵、小水泥等高耗能企業。我們不惜以降低GDP增速為代價來實現這一目標。當然，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對待這個問題，而不使這項工作流於形式或者弄虛作假。明年3月份，我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交代，而且向全世界作出交代。我現在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但是我相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所應該做的努力我都會做到。
問：中國人口城鎮化率不斷增長，但伴之的是增長更快的土地城鎮化率，通過對農村土地，甚至是耕地的再利用等一系列手段，現在中國城市的人均綜合佔地面積已經達到了110－130平方米。有人說，這樣提高城鎮化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答：中國目前城鎮化率大約是46%，但是這些年確實出現土地城鎮化超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發展，忘記了自己的國情，熱衷於寬馬路、大廣場，大量佔用農田。許多城市原有的郊區農田、菜地，現在已經沒有了，這是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還可能出在農業上。而農業的問題，最重要的可能出在土地上。因此，我們堅守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突破，這不僅維繫著十多億中國人的生存，而且還維繫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固然與有些地方領導的觀唸有關，但根本上是同制度有關。
制度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農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第二條就是我們現有的財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著“土地財政”的現象。也就是說，多用地可以多增加財政收入。這就造成了一手從農民那裡廉價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價賣給開發商。而寬馬路、大廣場又表現出自己的所謂政績，這又同官員的考核制度有關。因此，我們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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