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8日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北京與華府的戰略互動關係，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基調上是合作壓倒對抗，尤其在“九一一”之後，雙方關係更逐漸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當政，美國都積極推進“交往政策”，近年來雙方更在決策層次建立了密集而全面的戰略對話機制，華府爭取北京在區域與全球議題上擴大合作，期待中國大陸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並以引導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為最終目標。
文章說，最近有不少國際關係學者指出，中美戰略合作關係開始出現質變，美國將在東亞重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因此中美關係將進入多事之秋，他們的擔憂不是全無道理，因為過去相對穩定的雙邊關係是倚靠四個基本條件的支撐，而這些有利條件最近都出現了重大變化。
第一，中美之間經濟共榮互利。哈佛大學金融史權威教授佛格森（Niall Ferguson）甚至發明了“中美連體嬰”（Chimerica）的概念來描繪這種結構性共生關係：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中國拚命儲蓄，美國拚命借貸。尤其是資產價格榮景帶來的財富效應，沒有政治人物想要進行戰略對抗，讓這場“寅吃卯糧”的經濟盛宴提前收場。
第二、美國的政策菁英自信自己的綜合國力仍遙遙領先中國，尤其在軍事力量上雙方的落差極為懸殊。所以美國雖然擔憂中國將是唯一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的潛在競爭者，但這畢竟是遠慮而非近憂。在經濟互依日趨深化趨勢下，再加上北京外交政策謹守鄧小平“韜光養誨”遺訓，美國很難做出全力圍堵的戰略決斷。
第三、美國的政策菁英長期接受自由主義信念洗禮，相信中國經濟現代化之後，城市中產階級將隨之興起，再加上網路革命的衝擊，中國社會遲早會向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體系靠攏，中共政治體制遲早要面臨民主轉型的挑戰。
第四，在兩千年小布什剛上任之初，他身邊的保守派大將對於中國崛起的隱患更具戒心，曾經想要修正對華政策，對大陸採取更針對性的戰略圍堵，但“九一一”事件全盤打亂他們的布局，國際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安全的頭號威脅。美國貿然發動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兩場戰爭，更讓美國全球軍力部署左支右絀，只能將中國崛起的威脅擺在一邊。
文章說，但是這四組條件都出現明顯變化。首先，在世紀性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借貸消費模式走到了盡頭，中美經濟共生關係出現質變。中國大陸被迫積極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大力拉抬內需以及推進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經貿合作，並針對美元與美債下跌風險未雨綢繆。另一方面，美國經濟深陷泥淖，復甦無力、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價格持續探底。美國政治人物開始聚焦人民匯率議題，做為宣洩選民不滿情緒的“代罪羔羊”。如果美國經濟持續低迷，貿易制裁議題的政治能量將持續累積，成為威脅穩定夥伴關係的隱患。
其次，在短短十年之間雙方國力此消彼長，美國政策菁英突然驚覺中國已非吳下阿蒙。世紀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動搖G七集團之主導地位。從東亞、中東、拉美到非洲都出現美國影響力消退，大陸經濟勢力迅速擴張的戲劇性變化。人民銀行周小川鼓吹“超主權貨幣”的言論，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腳步加快，更讓長期獨享世界儲備貨幣特權的美國感到如芒在背。尤其是長期鼓吹中國威脅論的美國軍方，更是無法坐視解放軍快速提升有效阻絕能力。中國崛起已經不是遠慮而是近憂。
再者，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模式”的鋒頭壓過美式資本主義，美國政策菁英意識到過去種種對於促使中共政權“和平演變”的設想，根本是一廂情願。佛格森在二○○九年考察重慶模式後大為震驚，決定放棄“中美連體嬰”的理論，他發現：第一，下一個二十年中國大陸有能力調整增長模式，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第二，以國資企業為骨幹的經濟結構升級策略，將創造一個與美式自由市場截然不同的另類政經體制。
在奧巴馬上任兩年多後，美國終於從伊拉克抽身，並從金融危機中回神過來，開始正面應對中國崛起。中美關係將進入新的戰略磨合期，雙方關係還不至於全面破裂，但針鋒相對、暗中較勁的場合將更為頻繁，高層的互信基礎也將更為脆弱。不過，美國的戰略調整已經難以阻擋幾個大趨勢，挽回不了美國經濟的頹勢，阻擋不了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扭轉不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