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為什麼美國人不談自己僅僅貿易部分產品，而保留另外對中國具有絕對貿易比較優勢的高科技產品，放棄這種顯而易見的貿易收益，而收獲政治軍事戰略收益？美國人光明磊落嗎？起碼，絕大多數人沒有薩繆爾森式的磊落，雖然薩氏站在美國人單邊利益之上。小結下來，薩繆爾森雖然是錯的，但中國問題匯率大合唱的絕大多數人是不道德的，許多政客在對話立場上既想要道德制高點又想要利益制高點的做法是邪惡的。總體看來，美國人必須得重塑自己的貿易道德觀。
美國中美匯率問題國家觀的錯誤在於其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狹隘性
事實上，美國對華逆差擴大與美國通過政治途徑干預自由貿易，尤其是干預貿易產品品種構成有脫不開的幹系。受冷戰思維影響，美國在產品貿易中只允許貿易日用及相關類製造品，而高科技產品、創新產品、專利產品以及與軍工相關的敏感類民用產品，美國嚴格限制對華出口。這種政策導向的部分產品貿易怎麼能達到貿易的均衡呢？美國人自己的政策貢獻了貿易失衡的因子：用自己的比較劣勢要素——勞動價格高昂——生產來同中國具有同類比較優勢的要素生產來貿易，其結果當然是入超。
長期維持上述政策，累積的巨量入超當然是美國在日用品消費上獲得巨額福利——消費者淨得。很多時候中國人用幾億條褲子才能換取一架波音飛機就是這種貿易政策的絕妙佐證：高新技術和敏感技術保護下的一架飛機製造過程能為美國人提供多大的就業空間呢？消費品淨得當然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領域貿易，但美國恰好在這些領域拒絕貿易，既害人又害己。當比較優勢產業成長潛力受到限制，傳統貿易反映在幣值上的變化就成了關注的焦點。匯率問題成了上述錯誤產業政策的替罪羊，用美國人自己的話說，叫就特拉姆（the guilty of lamb）。
匯率問題是貿易的結果而不是貿易的起點。要求從結果上而不是從原因上解決問題從來就不是政治經濟學上的途徑：因為對方在欺負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