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經驗
在台灣建構民主政治體制的過程中，也曾經誤入歧途，走上“民粹”政治的道路，而呈現出許許多多的“民主亂象”。舉個例子說吧，目前大陸面臨的“官民矛盾”、“貧富矛盾”和“勞資矛盾”中，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因為官吏貪汙所產生的“官民矛盾”。然而，台灣的“民主體制”能不能徹底解決貪汙的問題？我們可以拿目前大陸正在四處興建的高鐵系統，來思考這個問題。
1993年，台灣政府決議高鐵採BOT模式，由民間興建。四年後，由五大原始股東合組的“台灣高鐵聯盟”，以承諾“政府零出資”而得標，由殷琪出任董事長；並跟銀行團和交通部簽訂三方契約，承諾“興建期間若出問題，政府要以三二五九億元強制買回”，營運期間得鑑價買回。
事實上，高鐵在興建期間問題即層出不窮：高鐵的機電系統原本要採用德國ICE與法國TGV系統，後來因為歐洲系統比日系貴150億元以上，而且不願參與投資，最後決定改用新幹線系統。高鐵決標後，五大股東原本承諾要出資五百億元，事實上總共只拿出290億。各大股東忙著承包高鐵的土建工程，從中賺取20％的高額利潤，並不斷要求政府增資。怪異的是：政府官員明明知道高鐵弊端重重，不但不加深究，反倒多次予以增資。
政府背“爛攤子”
到了2009年，高鐵爆發財務危機，9月22日，殷琪辭董事長，“安全下莊”，由執行長歐晉德接任，由政府主導經營權。翌年1月8日，政院宣佈：由龍頭國營銀行台銀出面協調銀行團聯貸3820億元，讓高鐵可以“借新還舊”，度過危機。原本高鐵承諾：在35年營運期內，逐年回饋政府共1081億元，事實上政府一毛錢也沒拿到，反倒背了個大爛攤子，要幫高鐵處理善後。
台灣高鐵的長度只有345公里，大約是武廣高鐵的三分之一。武廣高鐵的總投資是人民幣1166億元，兩條高鐵的造價卻是相差無幾。大家都說：“民主體制”有內在的“糾錯機制”，可是，在台灣高鐵的故事裡，所有的“糾錯機制”都發揮不了作用。因為在台灣，這不叫“貪汙”，這叫“五鬼搬運”。
或許有人會說，建武廣高鐵時，大陸工資便宜，將來情況就會不一樣。事有湊巧，12月22日，大陸官方宣佈：合肥至福州鐵路客運專線、山西中南部鐵路通道、杭州至長沙鐵路客運專線三項鐵路工程，同時開工奠基。
山西中南部鐵路通道是橫跨晉豫魯三省的出海煤運通道，主要功能在於提高山西煤炭外運能力，不是客運鐵路，在此暫且不論。另外兩條高速鐵路，合肥至福州鐵路客專是溝通華中與華南地區的通道。自安徽合肥南站引出，經巢湖、銅陵等地至福州站，線路全長806公里。速度目標為時速250公里，項目工期四．五年，總投資人民幣1058億元。杭州至長沙鐵路客專線路全長933公里，速度目標為時速350公里，工期為四年，總投資人民幣1308.8億元。以這幾條高鐵的造價相互比較，我們該怎麼說？
兩岸智庫的功能
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民主亂象”，不能不歸之於這些國家不顧自身的社會文化和發展條件，盲目移植西方的民主理論和機制。然而，我們不能因為民主體制機制有弱點和缺陷，就簡單地否定民主。如果不要民主，那麼我們要甚麼呢？在人類歷史上，從基本政治價值和制度來看，跟民主對立的只有獨裁和專制！
從“五四運動”將民主當作“可以救中國”的大旗以來，民主一直是中國人共同堅持和追求的目標。從民主的基本價值來看，民主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否定民主也就等於否定了中國人民近百年的奮鬥歷史！
對於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後發展國家，我個人並不反對有一個開明而有效率的執政黨，來組織和動員社會力量，從事政治整合，以加速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然而，我們不可或忘的是：任何一個政黨執政的基礎，都是在於積極解決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同時在經濟上改善民生，在政治上發展民主。政治主導者基於有效治理的需要，或許可以搞“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並將之概括為“垂直式民主”或“治理型民主”，但他們卻不可忽視要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逐步改革政治體制，建構完善的民主體制和機制。
在中國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兩岸智庫的當務之急，是結合兩岸的知識分子的智慧，客觀反思台灣的民主經驗，考量中國的社會文化條件，建構出一種或數種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參考。正如當年孫中山先生撰寫《三民主義》把中國行憲的步驟分作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那樣，先從基層開始，從與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事情著手，在改善民生的前提下，通過擴大有序參與，促進有效治理，逐步發展民主，為民主社會的建構奠下紮實的基礎，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而又不斷與時俱進的政治發展道路。
結論
前文說過：建構嚴謹的社會科學理論是近代西方文明中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知識型”，並非中國人之所長。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線之後，為了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實用主義”判準。當時大多數的中共幹部都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因此，中共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還流行另一個口號是：“摸著石頭過河”，言下之意為：既然我們無法提出穩妥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引，而“改革開放”又是勢在必行，那就祇好一面摸索一面前進，“走著瞧”。
時至今日，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許多人也都承認：當前中國的發展確實是“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面對這樣的局勢，我要問的問題是：如今大陸的發展已經是“過了河，上了岸”，如果社會科學界還不致力於建構本土性的理論，像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難道是要繼續在迷糊中“摸索前進”嗎？抑或是要讓“西化派”的知識分子來號召“全盤西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2月號，總第1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