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工作的特殊安排
鑒於小平同志與蘇方客人的會見極為重要，會見時的口譯工作早就受到了外交部領導的重視。記得1989年元旦一過，錢其琛外長就對我說，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來訪時，小平同志要見他。可考慮安排一位精通俄語、經驗豐富的老同志當翻譯，同時也讓一位年輕有為的翻譯在場“見習”、“見習”。他還指定了這兩位高翻的人選。
大約在3月下旬，錢外長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待了一項不太尋常的任務。他說：小平同志2月初與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交談時，聽蘇方譯員百訂林講的漢語感到比較費勁。老人家很快就要會見戈爾巴喬夫了，要想個辦法，讓戈所說的每句話都能夠清清楚楚地傳譯給小平同志，好讓老人家聽起來不再感到費勁。我聽後提出了兩種方案：
一種方案是：小平同志說的話由蘇方譯員翻，戈爾巴喬夫說的話則由我方譯員翻。這種口譯方法在50年代並不罕見。但後來很少用了。況且，我擔心蘇方譯員譯小平同志的話時，翻得不夠全面和準確。
另一種方案是：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所說的話，由我方譯員一個人翻譯。但蘇方未必會接受這種辦法，因為目前在國際上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大國領導人相互交談時，如遇語言不通，則“各翻各的”（由本國的譯員翻譯本國領導人所說的話）。在近20年中蘇會見、會談的口譯實踐中，都是這樣做的，無一例外。
錢外長贊成後一種方案。他說：要努力與蘇方人員溝通好，講清楚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與蘇方人員幾經溝通後，對方終於對這種“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於是，錢外長便指定外交部俄語界的後起之秀宮建偉作為鄧戈會見的唯一翻譯。
寫到這裡，順便說一個小插曲。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入座前，我與蘇方主翻百訂林（我們叫他“老百”）作為雙方的主要記錄人，隨便聊了起來。百訂林故作“怒”狀，操著一口並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輕輕捂著嘴衝著我說：“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這小子給我使的壞，剝奪了我今天在頭兒面前顯擺（指給戈爾巴喬夫當翻譯）的機會！”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蘇關係最為艱難的日子裡，我們兩人也保持著一種不錯的個人關係。於是，我立即挑了幾個挺“油”的俄文詞，給他回敬了過去，漢語的意思是：“您也忒會‘抬舉’人啦！您的忠實僕人（俄語的自謙詞，常用於熟人間開玩笑）哪兒來的這份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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