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報：目前我們很擔心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出口的大幅下降，我們應如何回應這種關切？
王勇：是的，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出口商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進而造成工廠的倒閉和工人的失業。但我個人認為，這種損失可能和我們具體的衡量方法、計算方法有關係。如果僅就出口商和失業工人而言，損失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就整個國家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言，我們非常需要更多地借鑒國際經驗，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資本管制方面邁出更大的步伐。通過吸引更多的投資，同時更多進口，促進經濟體制創新走得更快更遠。
日報：目前大家都很關注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QE2）造成的中國“輸入性通脹”，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勇：類似QE2的做法不僅美國在做，歐盟、英國、日本包括我們自己都在做，其目的無非就是通過擴大市場的貨幣供應量來降低融資成本，從而擴大投資，人為刺激經濟發展。
由於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我們特別關注美國的QE2主要出於兩點原因。首先美國在實行這個政策的時候沒有和主要受影響國進行商討，特別沒有和G20成員進行商討，帶有非常強烈的單邊主義性質；第二，具體影響來說，美國發行的貨幣在國際經濟循環中最終要變成其他國家國內流通的貨幣，增加了其他國家的壓力，即我們所說的“輸入性通脹”。
從全球經濟來看，我們處於全球經濟的一個新階段，最近幾年全球性通貨膨脹水平都非常厲害，雖然美國多年以來的貨幣超發導致了這個結果，但不得不說現在主要國家都過於依賴發行貨幣的手段來刺激經濟。這個不是中國一家的問題，而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問題。
雖然不可能指望把“輸入性通貨膨脹”在一夜之間解決，但我們目前已經採取了一些在短期之內有效的措施，未來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可能會包括匯率的變化、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日報：你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貨幣超發等類型的不負責任的政策？
王勇：這涉及到我們能否有效地開展“國際財經外交”的問題。比如我們可以在G20等國際機制中將受到美國政策負面影響的國家聯合起來，向美國施加壓力，讓它政策更負責任。我們也可以動員和我們的利益、政策目標相似的一些國家來向美國施加壓力，比如歐盟甚至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都是美元外匯儲備很多的國家，都可以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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