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國有企業經營的一系列部門，比如鋼鐵、石化、煤炭、生物燃料、新聞網站、視聽和互聯網服務部門，針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有所收緊。差別性的政府採購打著推動“自主創新”的旗號偏袒國內公司。外國企業受到的合資和技術轉讓的要求導致本土企業在高速鐵路、電力汽車和可再生能源部門拔得頭籌。最終， “投資民族主義”延伸到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中：尤其是以資源為基礎的國有企業，它們正在利用國有銀行提供的廉價資本大量買入外國資產。
應推進“超WTO”改革
問題在於，中國的這種政策組合與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是不協調的，中國目前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成為全球領導者。北京不能指望其貿易夥伴無止境地接受中國出口商品的大量湧入，而中國並不向它們的商品開放市場。因此，遏制工業政策中存在的激進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而且，中國應當繼續推進 “超WTO”改革，不僅僅局限於當初加入世貿時所做的承諾。中國可以進一步降低已經實施的進口稅，尤其是對工業產品所徵收的進口稅。中國應當取消對原材料和農業初級產品的出口控制。
中國面臨的更加重大的挑戰在於，中國需要解決商品、服務、投資和公共採購領域存在的與貿易相關的國內監管的高壁壘。這些措施應當與改善商業氛圍、 “調整”經濟的國內改革密切結合起來——以使經濟變得更加注重消費，減少對投資的依賴，同時給予私人部門更多的自由，減少對公共部門的控制。
上述意願中的絕大部分並不在北京的政治議程之上。領導人並不想調整工業政策以及繼續推進超出WTO承諾的改革。後者不僅僅意味著放開產品市場，還意味著要改革受到高度控制的生產要素市場（比如土地和資本）和能源市場（比如石油、水資源和電力）。這些市場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中處於核心位置。這種改革在短期內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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