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份《聯合聲明》作為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1997年《中美聯合聲明》和2009年《中美聯合聲明》之後的第六個指導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文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但從另一方面看，兩國的戰略互信並不會因此出現質的提升。除一些具體合作內容外，《中美聯合聲明》更多闡明的是兩國努力的方向，是一種期望而非現實，兩國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國對別國的戰略判斷，大致分為“盟友”、“夥伴”、“對手”和“敵人”四類。中國基本處在“夥伴”和“對手”之間，即“非敵非友”的位置。在相當長的時期，這一判斷都很難有重大改變。
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任重道遠，《中美聯合聲明》無疑為兩國培育和深化戰略互信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路線圖，但如何履行承諾，推動相關內容的落實，值得深入觀察。近一時期，一些戰略家和學者紛紛就兩國建立戰略互信拋出方案。除斯坦伯格繼續推銷“戰略再保證”外，《經濟學家》也刊登多名美、英前高官提出的“戰略再保證”方案，美國學者約翰?米勒—懷特和托馬斯?巴內特草擬的“新美中大戰略協議”也有類似內容。筆者認為，兩國宜從造成雙方戰略猜忌的多個領域入手，本著闡明底線、互釋善意、先易後難、平等協商的精神，本著對歷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積極培育兩國的戰略互信。
首先，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兩國在經貿、金融問題上的分歧，並以國際規則為依據處理爭端，有助於繼續發揮經貿關係作為中美戰略互信“黏合劑”的作用。美國將國內經濟的“三高一低”問題（高失業、高赤字、高債務和低增長）歸因於中國的“貨幣操縱”顯然有失公允，靠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強壓人民幣升值也是“藥不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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