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字擦不掉，後來才明白，是早早寫在蘋果上，被陽光曬出來的。
“毛主席萬歲”怎麼能吃掉呢？大家束手無策。便有人說：“這樣也好，幹脆別吃，保存下來，天天可以聞到蘋果的香味。”
我把這個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大不以為然，皺起眉毛搖頭：“我就不喜歡這個口號，哪有人能活一萬歲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於是，24箱曬有“毛主席萬歲”的國光蘋果便全被我們吃掉了。這種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嗎？恐怕比“芒果”要抬得更高，供奉如神靈。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只能一步一個腳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別人。“家長制”和“一言堂”情況的發生，責任不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幫”一夥頭上。畢竟，山呼萬歲的絕大多數並不是野心家、陰謀家。毛澤東開始是警惕這種“個人崇拜”的發生和發展。剛才講的吃蘋果就是一個例子。不許在天安門廣場為他塑像，稱之為“只有諷刺意味”也是一個例子。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我說句不恰當的辯護話：再偉大的人物，生活在這個山呼萬歲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天天面對萬歲的呼聲，不習慣也會習慣，最終變得習以為常，理所當然。
萬歲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脫離群眾了。越脫離群眾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環發展下去，悲劇就會產生。
毛澤東羨慕普通百姓自由自在的生活
1952年毛澤東去武漢，游龜山蛇山，參觀黃鶴樓。他這時已經不像轉戰陝北時期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到群眾中去了。安全部門一再堅持，他不得不妥協，戴著口罩到人民群眾中。那時的情況是：群眾見到毛澤東的機會越來越少，但見到毛澤東肖像卻越來越多，天天處處都可見到。正是春節，春游的人不少，一個小孩子竟然隔著口罩認出戴著口罩的毛澤東。
“毛主席！”孩子一聲驚喜的叫喊，人群轟地一下亂了，潮水一般湧來，刹那間，人擠人，擠成一團。羅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楊奇清在外面保護，我們衛士在裡面環繞著毛澤東，隨著人潮動蕩，到處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麼擁來擁去，出透幾身汗，終於擁擠下山。擁擠到江邊，保護毛澤東登上船。
毛澤東摘下口罩，回頭向大家招手。岸上掌聲雷動，萬歲的歡呼聲震天動地，震聾發聵。羅瑞卿和楊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檢查，說安全保衛沒搞好。毛澤東毫無責怪的意思，他只是從心底發出一種微笑，稍稍帶了一絲陶醉的語氣說：“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從武漢乘船到南京，陳毅和張愛萍從上海趕到南京見毛澤東。毛澤東在南京住了兩天，國民黨飛機轟炸了上海。潘漢年被捉並不是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只是事後聽人匯報。說潘漢年給敵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門搞的，說潘漢年歷史有問題。毛澤東到南京後，敵人估計毛澤東該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轟炸了上海。毛澤東只是在潘漢年被捉起來以後才知道這些事。
此後，安全措施越來越嚴密，發展到後來，連飛機也不許毛澤東乘坐了。是中央的決定，怕飛機失事。
毛澤東本人是希望到群眾中去的，但他面對的是一個“集體”，他同這個“集體”有過矛盾。在北戴河，他曾經堅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還發了脾氣。有關部門怕毛主席氣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須戴著口罩，戴墨鏡。毛澤東走在田地裡想和社員聊聊天。戴著口罩墨鏡的“不速之客”，身後跟一群人，誰還敢和他聊天呀？毛澤東憤怒地摘下口罩墨鏡甩到一邊，這下子不得了了，農民條件反射一樣蹦起來喊：“毛主席萬歲！”遠近農民立刻蜂擁而來。為了安全，我們衛士和警衛員便不容分說，很快將毛澤東簇擁著離開了。他發脾氣也沒用，換誰當警衛都會這樣做。
我們衛士們多次私下議論：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單調，太枯燥，大沒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難以想象，是嗎？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員吧，這游十萬八千里卻始終在一個密封艙裡。也許我這個比喻不太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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