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當晚當班的輻射監督員，1976年進廠。他們的職責是最早進車間，在工人上班前測量輻射水平，最後離開。午夜接班後，戈巴琴科開始測量3號和4號反應堆車間的輻射數據。因為4號反應堆正準備停止運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這救了他一命。爆炸聲傳來時，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認為是渦輪機操縱員又弄得水壓不穩。第二聲爆炸後，燈光滅了，4號反應堆控制台上的燈也滅了，鎖著的雙層門被衝開，紅黑色的塵埃從通風口湧出。幾秒鐘內應急燈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們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輻射測量儀顯示每小時3.6倫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測量範圍，想打電話，但線路已經斷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號反應堆測量輻射，他打著手電進入漆黑的渦輪車間，到處都是水泥塊，儀器根本測不出數據。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報告後，有兩個人走進來說：“嘿，夥計，幫我們找找一個同事吧，弗拉基米爾.肖申科，他走了30分鐘，可能在渦輪機車間上層平台上。”
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堆堆碎石、噴湧的蒸汽和齊腳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發現水泥外墻都被炸飛了，空氣中滿是塵埃，手電光都射不出多遠。終於，他們發現肖申科側躺著，嘴裡吐著血沫。被送到醫院後，肖申科凌晨6點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換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也明白等待他的命運，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著的地方都被輻射灼傷了，後來兩個一起尋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隨後戈巴琴科又奉命參加尋找瓦列裡.科迪姆丘克，後來才知道這個操縱員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點，戈巴琴科開始感到極度虛弱和惡心，被送到醫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個朋友把他拉到一邊，讓他把500克純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這些酒對抵禦輻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廠醫院裡已經有莫斯科來的醫生，七八個最危險的傷員當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個也沒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醒來，許多同事在眼看好轉的時候撒手人寰。
後來，戈巴琴科被評為最低一級殘疾，在基輔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裡，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說：“1975年這一天我結婚，1982年這一天我母親安葬，1986年這一天出了事，1993年這一天我孫子出生，所以這一天我們會喝酒，為生者也為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