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短期來看，這種關注還沒有來得及體現出來。因為在災難報道中，本國媒體與輿論首先關注的是災情發展情況和自身的安危。但是從中長期來說，外圍輿論的看法和國外救援隊的參與，還是會登上日本媒體，進入日本輿論，成為評估震災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的報道一旦增加，會對中日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產生積極的作用。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國網民認知的變化。公共外交的基礎，是本國民眾的國際意識和國際觀。一個國際意識強的民族，其公共外交的發達程度往往比較高。
比如在日本強震剛剛發生的時候，在微博上有一些網友發出了“老天懲罰日本”的感慨，但是更多的微博發言在表達悲傷和同情。到了6天之後，我們依然可以從網絡上看到一種複雜心理的表現，比如有微博網友說：“提到日本地震，當初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想讓他們也嘗點苦頭。但這只是一瞬間的想法，很快被另一種聲音所淹沒，頓覺剛才的想法太黑暗了，還是為他們祈福吧。”
這種認知上的變化，在不少微博中都有體現。中國民眾更理性地區分歷史問題和現實危機，更理性地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民眾。
好的公共外交，往往就是不同國家之間找到相似性的過程。中日之間也不例外。
一方面，這種輿論基礎的變化，會影響到中日公共外交的“話題意識”，使得兩國民間容易找到超越分歧的共同話題，尋找共同結論的能力就更強。
另一方面，因為自然危機的背後，往往有超越地區利益的共同訴求。人們對於生命的守護，對安寧環境的期待，和對真誠互助的感謝，也是超越國界的。
這些都是公共外交中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基礎。在突發事件中，中日兩國民眾在情感上容易取得共識，因此也更有提升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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