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危機，可能促使區域內各國，轉向某種程度的“安全地區主義”。區域內各國的現實主義思維及其政策取向，使得缺乏地區安全機制，又遠非一個地區安全共同體的東亞地區經常陷入傳統現實主義的各種“安全困境”之中。為避免東亞未來的各種潛在衝突，尋求替代現實主義思維的各種新模式乃是當務之急，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預防衝突，規範和約束相關國家的行為，防止傳統安全的困境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擴散。
第三，東亞地區在歷史經驗、文化傳統以及價值體系層面上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同質性。東亞是一個多元化和多樣性特征很強的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體制、文化習俗傳統等方面，東亞地區各國差異是很明顯的。但這種差異性中也蘊含著大量可供開發的同質性，例如協調一致、相互尊重、包容開放等共同的價值觀念等。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率先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其主要內容是強調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和諧，重視家庭，尊重權威，強調紀律和社會秩序。
東亞地區的同質性不僅體現在價值觀層面，文化上的同根同源也是由來已久。東亞作為“儒教文化圈”的發源地，從不缺乏這種文化上的同質性，正如羅榮渠教授所指出的，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東亞已經形成了一個“大文化圈”，“這個大文化圈不論在人種、書面文字系統、家族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歷史形成的共同性與相關性，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亞北非伊斯蘭文化圈相比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東亞地區業已形成的一整套獨特的文化體系，與區域內已有的高度發達的經濟聯繫一道，從心理和物質兩個層面共同構築了區域意識作為區域合作動力的基礎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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