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用數字來闡述經濟學有著深刻的商業根源，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製造業不斷向著亞洲國家轉移，他們不願意再從事利潤微薄、工序簡單的產業，而是熱衷於利用金融衍生品來賺取財富，“錢生錢”成為每一個人的信條。因此，對美國經濟學家來說，如何通過複雜的模型和數字來獲取膨脹的財富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
日本的模式則截然相反，“雁行形態”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商業模式，它不僅能賺取利潤，更能保證經濟穩定發展。
另一方面，在經濟活動中日本政府機構扮演的角色，其權威並不表現在干預，而是接納私營企業共同參與決策，分享權威，共同尋求並完善一種機制。市場經濟的通病是各個私營企業各自為政，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缺乏整體目標。而日本的這種機制力圖克服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明確國家發展的目標，政府機構與私營企業相互協作，相互促進。日本模式是有史以來，為了實現明確的發展目標而實踐最成功的戰略。不僅是日本，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在複製了日本的戰略後，同樣取得了成功。
在紛繁複雜的經濟世界裡，毫無疑問，日本堅持了一種最為保守，但是又充滿激情的生存理念，我在《日本商業四百年》中，將這種精神概括為武士和儒商的結合，積極進取的態度，穩健的作風，加上對誠信仁義的貫徹，這或許就是東方經濟學的內核。（作者系日本問題研究學者，著有《麻辣日本史》、《日本商業四百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