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過去五年，為完成兩個中英研究課題，走訪了43 家計劃建設新燃煤電站的發電企業，居然沒有一家企業表示在壽命長達25 年以項目現金流分析中，考慮碳排放的成本。一旦未來中國限制碳排放政策變得更清晰，企業或需要積極通過碳交易購買排放指標或進行碳價格對衝來鎖定排放成本。
全球碳交易的市場規模在2010 年已經超越1200 億美元。隨著各國逐漸制定碳減排政策或者執行更嚴格的碳減排目標，全球碳交易市場規模很有可能在五年內超越原油商品交易市場。目前，在內地有數個環境交易所宣布進行碳交易（如北京環境交易所及上海環境交易所），其掛牌交易的產品主要是通過CDM 專案產生的核證減排額（CER）和極少量的自願減排額（VER），交易方式主要是雙邊交易。港交所在2006 年開始研究推出碳排放相關衍生產品， 並於2009 年進行市場諮詢，但最終由於缺乏本地需求而擱置了此項計劃。
筆者認同，在目前政策環境下，香港毋須急於推出一個有較大流動性風險（Li quidity Risk）的碳交易平台。中長期而言，當國際社會為碳減排達成高度共識，筆者認為，流動性不會是成立碳交易平台最主要的障礙。香港能否成為亞太區、以至全球的碳交易中心，關鍵要看三個因素：（1）是否能夠取得中央政府的政策的支持，（2）能否透過監管制度的優勢吸引內地和國際上的買家及賣家來港交易，（3）是否有積極準備來連接不同地區的碳交易市場（如印度、東南亞諸國），成為一個真正國際的碳交易中心。
“碳關稅”影響貿易業
另一方面，碳減排需要全球各國一致的行動。如果僅僅少數發達國家實現大幅度的減排而發展中國家不積極參與，減排投資帶來的效益將被發展中國家的排放增量抵消；與此同時，很大一部分排放將僅僅由發達國家跟隨全球工業布局的變化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稱為碳洩漏（Carbon Leakage），屆時，來自發達國家（如歐盟諸國）的民眾很可能會給予政府施加巨大壓力，促使政府保護他們為全球環境作出的公共投資。
因此，筆者認為，美國、日本與歐盟推出碳關稅，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廈門大學林伯強教授認為“碳標簽”很可能是“碳關稅”的過渡措施，出口企業的生產流程和供應鏈或符合或會被強制要求達到入口國的碳排放和環境保護標準，而中國企業在應對碳標簽帶來的挑戰必須未雨綢繆。
香港需要把握如此時機，積極參與國際碳關稅的議題，短期內需要認真研究如何透過“碳標簽”對香港的轉口貿易可能帶來的影響或發展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