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務當局如此關注與防範中國，究其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日本曾經侵略過中國，擔心中國強大起來後進行報復；二是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等領土爭端，擔心中國可能用武力解決領土糾紛問題；三是延續近代以來的“主權線、利益線”理論，擔心中國的統一會造成日本海上交通受影響。
日本政策制定者抱定“中國威脅論”的結果是使中國不得不把日本作為防範對象。這一邏輯很容易推導。當日本把中國作為威脅，並切實推進軍事鬥爭準備，尤其是當日本寧肯放棄對過去侵華戰爭的反省與悔罪，轉而選擇與中國對抗以防止報復的政策時，那麼，中方不難得出日本在進行下一場戰爭準備的結論。這樣一來，中日之間的安全關係便很難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而不信任很可能成為常態。長此以往，“互為威脅”的思維邏輯怪圈就會形成。
二是東西方對抗的“冷戰思維”在日本長期存在。中日之間的矛盾不僅源於“918”事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包括冷戰開始後形成的東西方陣營對抗格局的影響。美蘇在亞太地區的爭霸和對峙，使本地區國家人為地被劃分為兩大陣營。中日分別被列入東西方陣營，並曾經嚴重對立。1972年，兩國關係正常化後，雖然解決了外交上的“邦交”問題，但並未化解冷戰格局下的“兩極對峙”問題。這種冷戰思維在安全領域延續和影響至今。
日本防務當局往往自覺不自覺把抵制中國作為防範共產主義影響的主要命題。儘管中國改革開放後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形勢也早已今非昔比，但意識形態因素仍成為“中國威脅論”奉行者的主要依據之一。同樣的影響還包括日本對待朝鮮的態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