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英法兩國代表把這個次要對象送給渴望土地的侵略者，是為了換取短暫的和平。
而且，在戰後擔任英國首相期間，丘吉爾曾堅持認為，“談個沒完總比打個沒完好”。用“慕尼黑”來概括國際爭議可能過於簡單化，而且具有誤導性。對華盛頓來說，是談個沒完更好，還是代表東南亞友好國家政府對付北京的時間已經到了？
第三，西方國家犧牲了第三方的重要利益卻沒有徵求它的意見。假如“慕尼黑”的比喻恰當的話，那麼美國和中國就會在不征得東南亞國家同意的情況下決定南中國海的未來。假如奧巴馬扮演的是張伯倫（1938年慕尼黑會議時的英國首相）的角色，那麼他就會愚蠢地鼓動中國向亞洲國家政府索取新的讓步。
歷史類比總是不完美的，在這裡也是如此。雖然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高官要人曾多次宣稱南中國海的海上航道關乎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它是不是華盛頓關心的次要對象仍需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