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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五國”的政治演化，即使不說天生差別，也很難說形成了具有某種“地區”特色的政治發展模式——“東亞模式”。 |
中評社北京8月11日電／環球時報刊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龐中英的文章指出，《環球時報》國際論壇版8月5日刊登了房寧先生的文章《發現東亞模式：權利與權力對衝》，闡述自己經過實地考察後，對日本、印尼、韓國、新加坡、韓國等國政治發展規律的獨到發現，這種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十分值得肯定，但筆者認為，當我們要把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國家和地區人為地放到一起，且要從他們的歷史經驗中找到某種共同的東西時，就要小心：這些國家和地區，其實，差異性可能大於共同性。有時所謂共同性，不過是比較研究者想象出來的。實際上，比較政治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多數韓國人其實不怎麼使用“東亞”一詞，而傾向於“東北亞”。日本則高度偏愛“東亞”。印度尼西亞人、泰國人和新加坡人，並不一定認為他們是“東亞”的，而更喜歡“東南亞”的叫法，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東亞”，主要是和東南亞、南亞相對而言中國、日本所在的地區。
所以，“東亞五國”首先未必分享、認同著共同的“東亞”觀念。
筆者前不久到韓國光州開一個關於“東北亞共同體”的會議，有機會以光州為例思考韓國的民主化道路。韓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後一窮二白，但經濟起飛後的上世紀70年代，其舊有的政治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於是出現巨大的國內政治衝突。光州事件即為這種慘烈衝突的典型。在衝突過程中，韓國誕生了著名政治家金大中。冷戰結束後，從“四小龍”中畢業並勉強進入“經合組織”的韓國，終於在世紀之交進入全面民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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