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世界裡，和平從來是一種例外，“時刻準備打仗”，和平只是戰爭的間隙而已。李大釗曾將秘密外交說成是野蠻世界的遊戲規則，他在1919年5月18日的每日評論上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痛斥野蠻的外交規則，“世間一切罪惡，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間，罪惡是秘密的內容，秘密是罪惡的淵藪。我們若想禁絕罪惡，必須揭破秘密。”
長期苦難史的教育，在多數國人那裡均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他們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常識，叢林法則、囚徒困境必然無解，只有把對手想象成壞人才是最安全的。這種“安全法則”建構了民眾對各國關係性質的基本認識。更有甚者，對於叢林世界，因為神秘而迷戀之，因為其野蠻而嗜血。
美國的“例外主義”
這就一定高明嗎？或許精明，但不是最高明的。美國戰略的例外主義體現在，通過建構更高級的秩序規則真正保全自己。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美國一直靠價值觀為本立國。自由、平等、法治下的人權，熟悉美國歷史便知道，丟掉了這些信條，美國就不成其為美國，甚至可能分崩離析。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人傾向於把冷戰視為戰時狀態)，這些價值觀更是根深蒂固。
美國外交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和“例外論”一直是主流。基辛格認為，美國人不願意以權力思考國際關係，對國際體系的權力均衡採取冷漠甚至厭惡的態度。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人在討論外交政策時，無論是在談論還是訴諸筆端，“均勢”一詞之前幾乎都帶有一個輕蔑的形容詞———“過時的均勢，名譽掃地的均勢。”讓世界各國均訴諸規則，拋棄權力政治，其基礎首先是世界包括民眾在內對秩序規則以及其基礎理念的認同，這需要影響各國的認識問題。美國反其道而行之，訴諸規則的建構，而不是純粹實力的較量，使得美國公共外交順理成章得以開展，而且會越來越成為它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最主要的手段。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在美國民眾那裡，常常受到質疑，並沒有在中國這樣的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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