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中國外交官參與一些內部會議也可以看出，中美雙方外交官之間其實保持著比較好的關係溝通，他們都不希望雙方關係產生棘手的問題，無論如何，保持關係的平穩才是職業外交官的共通追求。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丁孝文在對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研討時便這麼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其實難在民意，而非官方層面，“兩國政府都想把關係搞好，都有這樣的意願，但受到很大的牽制，這個牽制部分原因就在於民意。”
按照丁孝文司長的觀點，中國民意同樣對中美關係牽涉巨大，中國民眾的思維方式同樣會反饋在美國民意那裡，並產生頗為複雜的互動。美國人並不把中國當做戰略對手，中國可以而且應當去把握中美關係的未來方向。民眾的觀念能否與時俱進，同樣十分重要。在中美關係之間，一直有這麼一個說法，如果你將美國當成敵人，它最後就是敵人，你想中美關係怎樣，它最後很可能就怎樣。
被視為中國外交智囊人物的王緝思教授近來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美國政府沒有也並未打算以中國為主要戰略敵手，政府扮演的多是救火隊長的角色，比如中東北非事件，美國政府並非要挑起類似的事件，只是這樣的事件發生，受國內民意壓力，需要政府拿出應對行動出來。它所做的戰略決策，更像是“順勢而為”。
所以，掌握中美關係未來方向的是中國，中國可以而且應當影響和把握美國的對華政策方向。美國新型公共外交究竟在中國民間可以釋放何種影響，同樣是其評估兩國關係性質的重要依據。如果說中美要建立戰略互信，那麼兩國民意基礎必須與之相適應。正如王緝思教授所說，如果民意感受與兩國政府的戰略互信不同步，兩個社會可能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對立，政府也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政治資本去處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