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並非傳說的“常委一句話決定”
作為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樣本，“銅陵模式”被民政部官員高度肯定為：“這是城市管理中革命性的一種變革”。基於此，人們的疑問是，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為何就要拿街道辦開刀？
在銅官山區，記者聽到的最先一種解釋是：2009年的一天，銅陵市委常委到銅官山區集體調研，其間一常委問：區裡的六個街道，每年要花多少錢？區官員回答多少多少。該常委一聽便表示，與其在街道花這麼多錢，還不如把它全部用在社區上。自此，銅官山區社區綜合體制改革開始。
這一帶點“傳奇色彩”的解釋多少有點玄乎，這麼大的一個事情，不大可能由一個官員一句話決定。記者找到了“銅陵模式”的操盤者、銅官山區區委書記王綱根，獲悉了標準答案。
銅官山區區委書記王綱根：“我們區是銅陵的中心城區，近些年來經濟發展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與之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矛盾也進入高發期。而僅僅從社區層面改革，已經難以疏通這些矛盾，因此區裡面想到了整合區、街道、社區三個層面的資源。在全國各地一番考察之後，銅官山區選擇街道作為管理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從社會管理的層面上來講，街道主要承擔上傳下達的角色，這就造成了工作環節多、信息容易失真、工作邊際遞減效應等諸多弊端；而從社區工作的層面，社區居委會對老百姓的要求最了解，但限於自身的條件和職能，社區又很難快速、直接的解決老百姓的訴求。這就導致：看得見（百姓訴求）的，沒權力去解決；有權力解決的，不一定看得見。”
銅官山區市建社區一位副主任：“民政部王金華司長說，由於管理層次多，很多人財物到了街道這個層級就被截留光了，社區沒有手段、沒有服務資源、沒有財力，很多工作難以開展。這話我感觸是很深的。改革前，我是老市建社區的社區主任，老社區只有9個社工，每年工作經費只有3萬，而改革後，新的市建社區有38位工作人員，每年工作經費加在一起有七八十萬，因而以前想做但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做的事情——諸如小區綠花帶建設等之類的事情——現在很輕易就能做成。”
這也是“銅陵模式”受到民政部高度肯定的原因。記者了解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城市社會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迅速轉化，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城市基層管理的內容越來越多，居民的社區參與要求愈來愈強烈。如此形勢下，單位制、街居制（街道居委會）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弊端盡現。
1991年，民政部首次提出了社區建設的理念和任務，倡導城市基層建設應以社區建設為切入點，推動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改革。此後，全國各地的基層城市管理探索，都往社區居委會上傾斜，街道辦的地位開始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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