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歐元區的基本面問題只是在不斷惡化，”瑞典企業Handelsbanken的財務總監烏爾夫•里斯(Ulf Riese)表示。該公司的低風險業務模式，使之成為歐洲同類公司中一個不可多得的“安全港”。“許多銀行的流動性要麼期限變得更短，要麼就是依賴政府的措施。”
周五是希臘主權債券的私人部門持有者簽署自願性協議、將債券延期至最多10年的最後期限，這可能在整個歐元區引發新一輪市場看空情緒。銀行家預計，私人部門持有者的參與率將不會達到90%的目標，如果政治家們認為債務負擔分配不公，有可能危及向希臘提供的下一筆紓困資金。市場的脆弱態勢，使得一些通常態度強硬的改革者懷疑採取一種毫不妥協的方法能否奏效。上月，英國央行(BoE)負責金融穩定的執行董事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稱讚了上世紀30年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銀行監管上的應對之策——具體說來，羅斯福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時期放鬆了一些規則，以增加貸款的發放，而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銀行家們贊同霍爾丹的看法，這毫不奇怪。例如，他們指出，既然這麼多家銀行被評級機構調降了信用等級，從經濟角度講，銀行作為資本市場和借款公司中間人的傳統角色可能已經失效。“現如今，很多銀行的籌資成本高於企業，這使得銀行很難再向企業放貸，”里斯表示。
至於藍籌客戶，由於它們能輕而易舉地直接到資本市場上籌資，上述問題可能只是銀行才面臨的問題。貸款傳統上是一種賠本賺吆喝的產品，銀行籍此與客戶建立起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向客戶交叉銷售利潤更高的產品與服務。
但就中小企業(SME)而言，銀行資金不足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構成了一個真正的問題。須滿足更高監管資本要求的中小企業貸款，在歐洲尤為敏感，因為這些企業為歐洲提供了絕大多數的就業崗位。
有些改革者認為，監管當局必須維持壓力不變——比如說，強制銀行只有在通過留存利潤提高資本水平之後，才能向股東支付紅利。
“我們只有保證金融系統的健康，才有可能實現長遠的繁榮，”英國央行副行長保羅•塔克(Paul Tucker)表示。“如果監管當局當初沒有強制銀行系統持有更多的資本，我們目前的境況可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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