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王立軍就想讓小峰在這間特殊的教室裡體驗到一個正常學校所能擁有的東西。貼在教室墻上的課程表裡，標注著教師到校時間、學生到校時間和升旗儀式時間。儘管教室裡只有一個學生，但他總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講課。除了語文和數學，他還開了體育、音樂和美術課。他帶著小峰春游，最遠的一次坐車去了100公里外的丹東。小峰在游樂場裡開了碰碰車，他記得那裡的羊湯好喝極了。
今年六一兒童節，王立軍試探著給隔壁村的小學打了個電話：“你們哪天開運動會？俺們不參加，我就領我學生去看看，開開眼界。”那所小學的教導主任很痛快地答應了，檢錄組還特別增加了小峰的名字，讓他參加60米短跑。
“我跑得太慢了。”說起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賽，小峰縮著脖子一笑，露出一顆蛀牙。“我腳不行，不知道怎麼了，我是鞋大呀還是怎麼呀……我是最後尾，倒數第一。”
他絲毫沒有覺得難堪，因為獎品處的老師給了他一等獎的獎品，一塊毛巾，又額外添了塊舒膚佳香皂。
“我就說，把我的病都治好。”
自打村小合併到鄉裡後，沒有上課鈴的早晨變得緩慢而寧靜。
7點50分，村裡剩下的最後一個小學生來了。“上課。”王立軍在辦公桌兼講台前喊了一聲。對面椅子“哐啷”一響，小峰半應付似地站起來。
“同學們好。”老師對教室裡唯一的學生說。
“老師好。”小峰含混地應了一句。
數學課過後是語文課。小峰趴在二年級（上）的語文課本上，讀得磕磕絆絆的。“我要的是葫蘆。從前有個人種了一棵葫蘆……”他用食指點著，每讀幾個字，就停下來抬起頭，遲疑地看一眼王立軍。老師點點頭，他才低頭繼續讀下去。
課間休息，王立軍陪小峰打了會兒乒乓球，又站在空蕩蕩的墻根下曬了曬太陽。“要是在以前的學校，這會兒學生們全在這兒曬呢，你擠我、我擠你的。”王立軍說。如今，鄉間小路上很難再看到孩子們的身影。對面的村小已經變成一家木材加工廠，堆滿了粗糙的木頭。
小峰也是這個村莊裡最後的艾滋病患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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