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不順，根子在體制
記者：針對全球化的金融危機，如果要同時照顧到中短期和長期的利益，政府應該在經濟改革中扮演什麼角色？
吳敬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用短期措施應對金融危機，是堅持“同舟共濟，合作共贏”這麼一個方針。而對於中長期來講，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效率，要改進增長的質量。
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一直採取的是依靠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由於投資回報遞減，所以投資率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地提高，就引起了消費率的相對的降低，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和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
21世紀以來，資源短缺和環境破壞使得低附加值的出口活動受到了限制。出口造成外匯結餘增加，外匯占款造成的貨幣超發以及它引起的資產泡沫、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和流動性泛濫，造成了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
所以如果不轉變這種靠投資和進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就無法解決我們的經濟失衡問題，實現經濟的再平衡。
而轉變之所以進行得不順利，是因為體制上的障礙。
記者：如您所說，目前我們的投資和出口都遇到了問題，而在CPI指數高於人均收入增幅的情況下，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同樣遇到困難。要推動經濟增長，我們有更好的辦法嗎？
吳敬璉：拉動經濟增長還是要靠體制改革。我們要消除體制障礙，就要靠改革。只要堅持改革，才能消除經濟發展模式的體制性障礙，建立有利於創業的經濟體制。
改革已經有30多年了，最關鍵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現在的經濟體制經過30年改革有了很大的進步，市場經濟的基礎框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很多領域，舊的體制，政府的行政命令來配置資源，來干預微觀經濟生活這樣一些舊體制的遺留，依然頑強地存在，而且在某些時候還有回潮。
所以，我們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該起什麼樣的作用。政府和企業是什麼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裡？政府需要在今後改革中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讓市場去做，要有所不為。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礎社會保障、提供良好教育體系、提供公共產品上盡責，加強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