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奎星：敢問人大代表溺愛容易造就刁民
“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好的”，上來這第一句就站不住腳。作為教育工作者，這位代表是否意識到首先這就是一個顛倒語句的病句。“養”應該放在“教”的前面，只有讓一個生命有了生存的可能，才能談教育開化的問題，這是人類文明演變的基本規律。就現實中而言，民生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立黨為公和執政為民的切入點，“養”在前就是保障民生先行。
至於這位代表說的“教”也不無道理，當前社會意識形態每況愈下，社會倫理道德一再失守的問題，的確需要教化以此來撥亂反正，這也是當前黨和政府提出文化大繁榮的一個深入點。但是，教者必須賢良之才，政府公務人員作為社會的管理者理應擔當其這個以身作則而不能推卸的責任。我們要質疑的是，某些官員的作風是否配這個教化之責，上梁不正下梁歪，談“教”必須先潔身自愛，而這正是作為人大代表要履行的監督權利。
張楠之：“愛”尚未普及，代表無權談“溺愛”
在大多數情況下，溺愛確實容易培養出不孝子。但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這種狀況顯然不能拿來與官員和百姓之間的關係相類比，畢竟，父母對子女的溺愛往往發生在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而官員與百姓之間的的交往一般來講是發生在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而作為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出現無理取鬧的可能性當然不是沒有，但這種行為自有法律法規予以規範，何來“有更多人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之說呢？
現實中，市民提出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滿足的情況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但是，與勢單力孤的市民相比，政府擁有的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為什麼會滿足“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呢？為什麼要像方代表所說的那樣，“溺愛”這些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市民呢？實際上，這些不合理要求背後往往有著諸多的合理性要求，而政府部門在回應這些合理要求時很不給力，甚至故意回避、拖延，以至於新問題拖成了老問題、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個別人的問題拖成了群體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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