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台軍售的挑戰。維持兩岸軍事動態平衡是美國的一貫政策。在台海和平現狀不足於引起美國直接軍事介入的情況下，對台軍售是美國“以台制華”或“以台遏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10年1月以來，美國兩次對台軍售，其頻率之高、數額之大，前所未有。分析這兩次軍售時間，第一次發生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兩個月以後，第二次發生在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求中國助其渡過國債危機的一個月之後。這一方面說明，美國在對華關係上的“政經分離”的現實；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對台軍售越來越常態化、越來越我行我素。分析這兩次對台軍售的深層原因：第一，它表明了美國對兩岸關係越走越近的擔憂，企圖通過對台軍售給兩岸關係“降溫”；第二，它是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戰略配合或戰略回應，表明美國作為“仲裁者”在台海地區的繼續存在。未來幾年，只要國際形勢有利於美國，在時機適當的時候，美國可能還將再次對台軍售。比如，在美國一任總統卸任前的“間隙期”，甚至還可能會有突破性的軍售。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今天，美國不斷加大對台軍售，以及台灣不斷推動對美軍購，不僅說明了美國“希望兩岸關係改善”的虛假性，也說明了兩岸關係改善的表面性及兩岸互信基礎的脆弱性(注21)。
（四）意識形態的挑戰。台灣問題是美國向中國施加
意識形態影響的一張不可多得的好牌，對美國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及政治利益。在台灣，美國文化霸權下推廣的“民主自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國民黨慣用“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來抗拒中國大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民進黨更是強調兩岸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完全不同，以一種“抗拒威權”的心態煽動民眾拒絕統一。美國一旦有機會，便會利用在台灣問題上建構的意識形態“軟實力”，配合其“硬實力”向中國大陸施壓。假如國民黨繼續執政，未來四年兩岸協商談判很可能從經貿議題向政治議題過渡，談判進程很有可能觸及美國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底線，而這並不是美國真正所樂見。因此，美國可能會憑藉其對台灣藍綠政界的影響，利用意識形態“杠杆”，破壞兩岸政治協商的進程，通過附加政治改革等條件，使中國大陸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以達到繼續維持兩岸現狀的目的。美國同樣會利用兩岸文化交流的機會，通過台灣這個“民主燈塔”加大對大陸的“和平演變”。
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關係“突圍”的思考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下，兩岸關係雖然面臨新的挑戰，但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多極化發展，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影響力呈下降之勢也是客觀事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加大，中國大陸對兩岸關係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的主控能力明顯；另一方面，隨著中美共同合作利益增多、相互依賴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插手台灣問題形成自然約束。同時，兩岸關係日益密切和深化，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空間。(注22)所有這些因素，都為兩岸共同克服美國重返亞洲帶來的挑戰創造了條件。
（一）兩岸共促和平發展的努力是抵制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關鍵內因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事物的內部而不是在於事物的外部。就台灣問題而言，美國因素再重要，也只是外因。台灣問題根本解決的出路取決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取決於中國大陸通過政治進步、經濟發展、軍事強大、社會文明所顯示的綜合實力的程度，取決於兩岸同胞的團結和信心。
第一，要抓住當前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增強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受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面臨著新的整合與重組，國家力量的此消彼長，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機遇稍縱即逝，中國能否緊跟“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節奏，關鍵要看中國能否把握機遇，發展自己的綜合實力。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既要“韜光養晦”，更要“有所作為”。所謂“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就是要耐得住寂寞，頂得住壓力，沉得住氣，不貪圖虛名，不被動“起舞”，而要立足於真實實力的提升。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原因是為了牽制中國，但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卻是對美國最好的反制。
第二，要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局面。兩岸最終的和平統一是一場“持久戰”，當前還處於一個較為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一階段的首要任務就是盡最大努力促進兩岸持續的和平發展。在和平發展階段，兩岸有三個任務要完成：一是兩岸以經貿為主的利益關係的建立，使兩岸在經濟關係上逐漸融成一體；二是兩岸文教交流為主的認同關係的建立，使兩岸在社會關係上差異縮小；三是以政治為主的價值關係的建立，為兩岸的政治融合清除障礙。在ECFA簽訂之後，兩岸關係下一階段應該以文教交流為主，促進兩岸文教交流框架協定的簽訂，在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基礎上，爭取重構兩岸共同的“中國認同”，消除“分裂”的社會土壤，為兩岸的政治談判奠定基礎，創造條件。(注23)當然，兩岸關係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還會面臨很多艱難險阻，這需要兩岸人民同心攜手“闖關”。只要兩岸維護和平發展的決心越大，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難度就越大，最終美國也只能“望海興歎”。
（二）拓展中美戰略合作的利益交集
中美關係是一種“矛盾共同體”(注24)。雖然中美兩國存在著結構性矛盾與戰略性衝突，但在國際政治格局逐步走向均衡、多極化日趨明顯、多邊合作日益加強的今天，中美兩國必然要在矛盾中尋求妥協與和解。美國重返亞洲，雖然遏制中國的傾向明顯，但合作共贏仍然是兩國發展的主流。中美兩國互為第二大交易夥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這是中美關係合作發展的經濟基礎；針對任何國家無法獨自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中美兩國在經濟危機、反恐合作、反核擴散、氣候變暖等重大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的需求也在不斷遞增，將有利於維護地區安全和雙方各自的戰略利益。中美國兩國戰略合作的利益交集越大，美國牽制中國的難度就越大，其插手兩岸問題的壓力就越大，而其在對台政策取向上也就越有可能兼顧中國的核心利益。
（三）理性處理美國對台軍售問題
美國對台軍售是美國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集中表現，反映了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反映出美中之間的實力落差。美台軍售存在複雜的利益糾結，經濟利益只是表象，戰略利益是實質。對於美台軍售問題，我們必須辯證分析。第一，在兩岸實力均衡早已打破的今天，美台軍售的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其軍事意義，美國只是時時不忘“提醒”崛起的中國，美國這個台海地區“仲裁者”的角色依然存在。第二，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增強，手段不斷增多，美國在對台軍售上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任何軍售結果都是“美國—中國大陸—台灣”三邊力量博弈的妥協。第三，在中國實力沒有強大到足以抗拒美國的遏制時，在兩岸關係沒有發展到深層的軍事互信並共同抵制美國軍售時，美國不可能主動放棄對台軍售。
對於美台軍售問題，我們要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國家尊嚴的原則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第一，通過不斷發展壯大自身的實力，從正面抵消美台軍售的負面影響。要讓台灣社會明白，台灣基於抗衡大陸武力進行的“軍備競賽”，對台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弊大於利。第二，抓住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有利時機，努力推進兩岸政治軍事談判議程，儘早終止兩岸“敵對狀態”，達成政治軍事互信，消減兩岸的軍事疑慮，維護兩岸和平，從根源上消除台灣軍購的意圖。第三，強化中美兩國戰略合作，增強中美兩國軍事互信，使美國在中美合作的戰略利益與美台軍售的既得利益之間做出的權衡與抉擇，進而使其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第四，有步驟地反擊美台軍售，善於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適當出擊美國核心利益區，使美國對台軍售有所顧忌。
（四）保持對“台獨”勢力的壓力
“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對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兩岸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胡錦濤總書記一再表明中國大陸的立場：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出台，為大陸“以法反獨”奠定了基礎。2008年民進黨下台之後，並未“痛定思痛”反思其“台獨”路線所帶來的惡果，並未擺脫“台獨”綱領的束縛。為角逐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用盡華麗辭藻包裝“台獨”思想，無非是借殼上市，將露骨的“顯性台獨”變成了更具欺騙性的“隱性台獨”(注25)。民進黨如果重新執政，若再與美國國內新干涉主義勢力“共舞”，則可能會再次對兩岸和平發展帶來新的危害。因此，兩岸必須時刻繃緊反對“台獨”這根弦。第一，要充分發揮《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用，“以法反獨”，時刻保持對“台獨”勢力的“柔性威懾”，使其不可越雷池半步。第二，要利用兩岸擴大交往的有利時機，建立島內外廣泛的“反獨”同盟，鼓勵島內政治力量進行“合法”的政治鬥爭，最大可能促進民進黨“戒獨”轉型，進而分化“分裂”勢力。第三，要善於借助美國力量“防獨”。美國雖然在兩岸問題上動作不斷，但維持兩岸現狀最符合其現階段的利益。因此，在“台獨”勢力可能鋌而走險情況下，美國力量對其會有很大的“規制”作用。第四，無論是“防獨”還是“化獨”，都要寄希望於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重塑，寄希望於兩岸持續的交流與合作。只有隨著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深化，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抗拒心理”才可能逐漸被融化，被扭曲的認同觀才可能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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