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張千帆表示，按照國際法律慣例，凡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均應當予以排除。
在我國關於此項法律規定在執行的過程中落實得並不好，包括“刑訊逼供”，警察只有合法行使權力，獲取證據才能成為呈堂證供，不管是物證還是書證，因此對該條中“補正”和“合理解釋”的規定，似乎“留了退路”。
3.修改決定草案第四十七條規定了對人身進行檢查的偵查措施。
有的代表建議將“采集指紋信息、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改為“提取指紋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采納這一意見。
解讀：張千帆稱，“采集”改為“提取”只是措辭的修正，是對偵查措施的進一步規範。
4.修改決定草案第九十三條中規定：最高人民法院複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有的代表建議將“可以”訊問被告人改為“應當”訊問被告人。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采納這一意見。
解讀：張千帆表示，最高法關於死刑案件的複核，被告人一直難以參與，“可以”改為“應當”，在對司法機關的要求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前在死刑案件複核中，最高法一般只看一審以及二審的案卷，很少聽取被告人本人的陳述。該條的修改，被告人獲得了陳述的機會，這會更加有利於判決的公正客觀。比如刑訊逼供是否存在等等，這對審判的合法性意義非凡。
5.修改決定草案第一百零八條中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有的代表提出，應明確在公訴案件中，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將上述規定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
解讀：張千帆稱，在刑事案件中國家以及社會到底扮演什麼角色，這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刑事案件牽扯到公共秩序，並非當事人雙方的事情，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並不應該成為被告人無罪的理由。比如殺人犯，難道被害人和被告人和解了就判無罪嗎？因而該條的修正意義並不明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