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下一屆特首可以怎樣化解這些矛盾呢？
梁振英：我認為香港最大的“深層次矛盾”就是貧窮問題。貧窮問題是香港很多其他問題的根源。
香港的貧窮問題比較特殊，我們的問題不僅是差距拉大，更加重要的是收入最低的30%市民的收入下跌。並非廣東人說的那句“人比人、比死人”， 而是自己比自己一年不如一年。
香港的貧窮問題是喇叭形的：上層的收入增加得很快，下層的不是追不上，而是下跌，而且不是少數人的收入下跌。1996年和2006年香港分別進行了兩次中期人口普查，比較兩次的統計數字，我們發現，在370萬工作人口當中，高收入的人收入增加得相當快，而下面30%的人（110萬工作人口）收入下跌。如果算上這110萬人口的家人，就是二、三百萬人，是一個相當大的社群。然而，這10年裡，香港的人均GDP實質增長34%。
也就是說，香港整體社會發展起來了，但是後面留下了很多人，造成我們的經濟發展利益不一致。我認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利益一致，是很重要的。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不一定、也不應該平均分配，但也不應分配不一致，這種不一致造成很大矛盾，所以說這是香港社會一切矛盾的根源。
我相信，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社會繼續發展，包括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發展，是因為他們從社會發展當中，看不到自己得到好處。去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申請要求撥款建設高鐵，很多年輕人包圍立法會表示反對。我和年輕人談話，發現部分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們知道高鐵對香港經濟有好處，但是他們認為社會基層（包括他們的父母）是不會受益的。在他們眼中，高鐵的建設讓建築商、地產商、工程師得益，而不是讓整體市民受益。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做到發展的利益一致。
這個問題當然有很多背景，有好多歷史的原因，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對我們社會產生好多的負面影響。包括會影響到政府管制的根源。
記者：香港目前相對於上海或者深圳等大城市來講，產業的結構偏重在金融和地產，政府雖然一直都在推動產業的多元化發展，但效果不明顯。您認為，特區政府日後應該怎麼做才能真正地推動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梁振英：政府首先要肯定這個說法，我們產業的多元化，政府是要有自己的角色的。意思就是說，市場不會將我們產業單一化轉為多元化，政府是肯定要有角色的。
我常講四個字，是台灣用得比較普遍的，就是“官產研學”。我在城市大學很深切地體會到這四個字的意思。我兩個鐘頭前在城大開會就講，我們在城大成立了一個中心，這個中心的英文簡稱是CTFS，是跟航運有關的。什麼樣的航運呢？不是碼頭上的航運工作，而是寫字樓裡的工作。就是倫敦那種模式的國際航運中心，做船舶的買賣，融資，登記和管理服務，所有需要的法律服務。我3年前到城大，才3天，就同校長和法律院院長座談，討論要怎麼樣做，我們城大的法律學院裡面，碩士生裡面有16個學海事法的，我們是香港三個法律學院裡第一個做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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