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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與中評社記者分享了參與政治工作的心路歷程。 |
國家“十二.五規劃”裡提到，國家會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地位。這個提升呢，如果我們現在9個碼頭變18個，是擴大，不是提升。提升就是將比較低水平的東西做到比較高水平的東西，包括技術內涵，產值全部的提高，這才叫提升。
我舉個比較形象化的例子，就是在葵涌貨櫃碼頭上工作的貨車司機、吊機司機，如果他們的子女在司機退休之後，繼續開貨車，繼續開吊機，這樣當然是要尊重的，但是整體的社會是沒有進步的。如果每一個子女，爸爸做司機的，自己也繼續做司機，整體社會是沒有進步的。但如果葵涌的貨柜車司機的子女做到了海事法律師，我們就是有進步了，這就是提升。
大學裡面的研究力量，我們學術界結合產業界、航運界，跟他們講我們需要做些什麼。然後，我們要求政府給我們支持和資助。2、3個星期前，運輸局局長給城大350萬的支票，作為我們法律碩士課程裡面專讀海事法的同學的獎學金。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們需要做的。
我們首先要做扎實的研究工作，在香港這個地方，產業怎樣可以多元化，多元化之後應該包括些什麼內涵。我們一方面是有競爭力的，如果我們做起來的話對優化香港人的生活和經濟是有幫助的，但是政府一定是要有作用在裡面的。
記者：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係方面，您覺得哪些方面還能加強？
梁振英：這個問題非常好，內容非常豐富。
內地的經濟發展非常快，首先是，香港一般市民也好，像我這樣的有公職的也好，甚至是企業界，內地到今天的發展程度很多人不知道，內地的發展速度很多人也不知道，科大的雷鼎鳴教授在三個禮拜前的一個研討會上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我不知道這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還是他引用別人的。他說，深圳的人均GDP，14年後將趕上香港水平。
舉例說，我們現在搞這樣那樣的跟航運有關的，不僅是包括海運，還有空運，我們國家現在也是一個航空大國，買很多的飛機，租賃很多的飛機，也有很多航空公司拿飛機去借錢，都需要做很多的法律文件。那麼，這個誰來做？這方面，香港應該可以給國家做，不一定要拿到國外去做，將會發展的非常快。
我剛才也說了，我們大學現在醞釀一個課程，一年籌備，開課，學生來了，四年後畢業，這就六年了。我們現在給年青人想你們的未來，往往任何一個計劃落實都要七到八年時間。那麼，到時候深圳的人均GDP就和香港很靠近了。
我們首先要用發展眼光去看問題。其次，香港和內地的interface（介面），肯定是很緊密的，但是內容會不斷地變化。所以，第二條我要講的就是香港的各個方面，年青朋友也好，產業界也好，政府官員也好，必須不斷去跟進，最好我們還能有一些超前的想法。
我經常舉的例子就是廣東，幾年前我們在香港報紙看到“騰籠換鳥”，很多香港的工業被騰出來了，這是一個影響。還有另外一個影響，我們沒有好好跟進地是“換鳥”，換進去的是什麼？廣東現在有四個大的重工業：造船、汽車、石化和製藥。我做為校董會主席，我就老在想，很快我就陪著校長、副校長和院長去廣東訪問，到現場去看。
香港有五個工學院，我們認為也是最好的工學院，我們念工學的學生畢業之後往往沒能做到學以致用，有點浪費。比如說我念工科的，但是我自己選擇不去當工程師，去造船，這很好，沒什麼。但大部份學生，由於沒有選擇，畢業之後要改行，這樣就不好。任何一個地方，如果學生都一定要在這裡工作，他的學歷和能力一定會出現錯配，而且問題一定很嚴重。倫敦長大的學生，生在倫敦、長在倫敦，一定要在倫敦工作，不去英國其他地方，也不去歐洲其他國家工作，那就很麻煩。
因此，香港學生一定要改變觀念，香港跟內地的經濟關係不斷在變，但有一定是肯定的，就是介面是很密切很密切的。因此，香港學生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不斷轉移我們的位置，我看這個最重要。
針對香港與上海等內地城市競爭問題，我多次寫文章談過。香港不應該諱言香港與其他城市，包括內地城市的競爭關係。如何可以在全國發展過程中，避免惡性競爭、重複建設。
我們不應該回避競爭，有競爭才會有進步，香港始終還是有優勢的，比如剛才提到的，香港可以發展為一個倫敦式的航運中心，倫敦的航運中心是完全沒有碼頭的航運中心，其航運服務的工作全都在寫字樓裡完成的，這種模式的經濟效益大很多，經濟的增幅也大。上海也想發展為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但只要香港可以把握時機，適當地發展本身在航運方面的優勢，可以與上海競爭。香港本身在“兩文三語”、與國際社會的連繫和法制的傳統等方面都有較好的優勢。所以香港還要好好地選擇本身的發展方向，對這些我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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