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怎麼看重慶的“打黑”？“打黑”與法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江平：李莊案顯然跟重慶“打黑”有直接關係。我們常常說“打黑”成了“黑打”，我覺得“黑打”倒不是一個很準確的用詞，準確地說應該叫“運動式打黑”。“黑打”和“運動式打黑”還是要區分開的。
“打黑”是完全正確的，任何一個社會對於黑社會勢力的存在絕對不能容忍，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把“打黑”作為一種運動形式來搞，作為一種社會管控的方式，這就是重慶應該反思的地方。
因為這樣一來，“打黑”就可能成為當時的社會的中心政治運動。作為政治運動來“打黑”，最大的缺點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較粗糙。為了實現目的，公安部門就可能不擇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義，容易出現刑訊逼供或者變相刑訊逼供。
短短兩年，重慶就打出了那麼多個黑社會，幾千個黑社會分子。現在看起來，顯然出現了“運動式打黑”的情況。在這種運作方式之下，“打黑”成了管控社會的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公安部門變成了政法工作的中心，導致公檢法之間的制約越來越放鬆，從制約變成了相互合作，這就是對法治的破壞。重慶實際上恢復了“三長”（即法院院長、檢察長和公安局長）聯合辦案的形式。
政體改革應自上而下
對於利益分配的問題，只能通過改革來解決
記者：有人擔心“文革”的歷史悲劇可能重新發生，對此您怎麼看？
江平：“文革”是一個很獨特的時期，總的來說是無法無天，不需要法律，公檢法都被砸爛了。“文革”讓我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在我思想裡面的主要變化，就是轉向從民主、自由、人權的角度看問題。
“唱紅打黑”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文革”的遺風。“打黑”必須是在嚴格遵守法律的情況下進行，在脫離法律或者違背法治理念的情況下來“打黑”，早晚要出問題，得出來的結論就不扎實，也就破壞了法治，造成法治倒退。
記者：法治倒退現象具體指哪些？
江平：從全國的法治狀況來看，立法領域總的來說是在前進，中國的立法前進不能一下子跨很大一步。
但司法改革存在倒退現象。司法獨立不提了，只提司法公正，這是個明顯的倒退。一個國家真正法治化的標誌應該是法院院長最高，因為它是作為最終的審判機關。現在公安局長往往是地方黨委的常委，有的還兼任副市長或政法委書記，常委的席位也應該增加法院院長、檢察長。從黨內的地位來說，公安局長高於法院院長和檢察長，這是個法治倒退的現象。有些地方政法委不僅協調公檢法機構，還過度干涉個案，這方面應該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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