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明顯的是律師的作用在倒退，律師目前的定位比2007年律師法出台時“律師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職業人員”的提法有所退步。
律師權，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重要保障。1979年版《刑事訴訟法》時，還沒有規定律師可以在偵查階段介入，後來隨著社會進步的趨勢逐漸就允許了。這個趨勢就是尊重基本人權，我雖然抓你，但是你依然有辯護的權利。
記者：目前社會上對貧富差距過大、利益分配不公、腐敗現象等存在各種不滿，如何從制度建設方面入手解決這些問題？
江平：過去30年，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不相配套的。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從計劃經濟轉型為了市場經濟，市場產生出巨大的利益，但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有效啟動，因此政府仍然在資源分配、市場秩序方面保留了很大的干預和控制能力，擴大了權錢交易的空間。
要根除腐敗，我們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現有的體制下，必須做某種重大改變，否則不可能有突破。對於利益分配的問題，只能通過改革來解決。
首先，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推進憲政體制，使得政府權力民主化，真正做到以民為本，落實選舉權讓老百姓真正當家做主。
其次，應當加強司法機關，包括檢察院和法院的獨立性。要保護私權，政府不能隨意干預私權。一旦公民權利受到侵犯，應有運行良好的獨立的司法機關為之提供救濟渠道。
此外，從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相互關係來看，我們缺乏輿論監督。這是中國腐敗問題不能解決的關鍵所在。因此，讓媒體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保障中國老百姓的知情權，是下一步應該做的。
記者：幾位領導人多次提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今年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您認為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著重哪些內容？
江平：兩個問題要重視，穩定的社會環境的確給改革開放的事業奠定了基礎，但是穩定與和諧需要順應民眾的合理意願，尊重民眾的正當權利，而不是堵壓甚至操縱民意。另外一個是中國特殊國情論。每個國家制度上的差別是理所當然的，但過分強調特殊性，就忽略了人類的共同理念。共同的憲政、法制、人權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政治體制改革路線圖有兩種，一個是自上而下的，一個是自下而上的。從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說來，應當是自上而下的。它跟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經濟體制改革是完全可以自下而上的，可以做增量改革。比如鄧小平講了農村的土地承包，那完全是自發的從下面上來的。但政治體制改革想從自下而上來推動就相當困難，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自上而下。
現在最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黨政進一步分開，黨管黨，政管政。憲法規定的權利是公權力，公權力只能夠政府來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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