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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正異化的史觀與認同，需從修改教科書入手。 |
用政治話語轉化認同：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
1994年李登輝接任“總統”大位已經六年，在主流與非主流一役中，成功地擊敗了非主流。李登輝權力已經可以定於一尊。這一年的4月，李登輝在接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發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事後，李登輝再補充他所說的“悲哀”，“什麼是台灣人的悲哀？台灣在外來政權統治下，根本沒有自己的政府，這和摩西為什麼要帶那些人出埃及是一樣的原因。我說，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外來的政權。那是我第一次講外來政權…台灣人長久以來就是這樣讓人壓迫，不能自己管自己，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三）：信仰與哲學》，台北：國史館，允晨出版，2008年，108-109頁）。
這個“悲哀”不是一種國弱或民窮的悲情，也不是中華民族史觀下受到遭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恨鐵不成鋼式的傷痛，而是一種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悲哀，他要表達的是一種台灣長期被殖民的悲哀。
從近的來看，李登輝所說的悲哀的加害者與被控訴者是外來政權的國民黨，但是李登輝的晚年，把這個悲哀拉到台灣無法獨立的悲哀。這個悲哀的故事，他們決定從台灣四百年史開始講起。
1996年李登輝通過直選的考驗，他成為台灣四百年來第一個民選的“總統”，他的正當性如旭日中天。一個民主化的台灣給予李登輝巨大的能量，他選擇杜正勝來執行他的新史觀建構工程。
1992年杜正勝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即從一個獨身學術場域的研究者，轉向廣泛的歷史議題，及社會評論者。他的敢言特異風格，使他成為教育部的顧問，甚至成為1997年公佈的《認識台灣》課程〈社會篇〉的編輯主任委員。
生長、生活在台灣的人，當然應該充分的認識台灣，但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歷史篇卻不是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認識歷史，而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史觀。一個嘗試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原同為“我者”，切割為“我者”與“他者”對立的史觀。
1997年8月《當代》雜誌開闢了〈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專輯〉，並刊登由杜正勝所撰寫的〈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該短文詳述同心圓理論的發起，他認為當前歷史教科書內容中，缺乏對親身土地的理解，於缺乏跨區域的歷史知識。因此，對於新教材的編定，應該循著台灣－中國－世界的順序寫作。
同心圓理論的脈絡邏輯是，從地理的立場與框架來寫歷史，把台灣放在東亞或世界的角度，而不是放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書寫台灣歷史。
一般而言，歷史教科書作為一種官方書寫架構下的作品，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在於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它是打造國家與民族認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關鍵作為。從此，伴隨著同心圓理論，台灣青年開始接受一個新的史觀。
杜正勝是這樣界定他的史觀的：“我要提出三點：一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台灣還有原住民的歷史，二是不能忽略海商或海盜與台灣的關係，三是自西元1600年以後，台灣歷史必須放在東亞之局勢之中，被殖民的角度思考”。（杜正勝，《走過關鍵十年》，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170頁）
很清楚了。杜正勝是從“殖民史觀”來講述台灣的歷史。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樣，為了賦予獨立的正當性，他們的歷史也是從原住民開始，以彰顯這個地方原來是個“似無主地”，然後在講述殖民政權的進入，最後完成了切斷與殖民國的關係，走向獨立建國。
美國是經過獨立戰爭才實現獨立，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經濟上，台灣並不具備這個條件，因此，全新的獨立方式在確實上並不可行。那麼要如何做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借殼上市”，即把“中華民國”改造為一個不再屬於中國的主權獨立國家。讓“中華民國”與中國從“我者”變成“他者”關係。“同心圓理論”於是成為了台灣這個“我者”與中國這個“他者”切割的歷史書寫方式。
伴隨著歷史教科書的是新“新台灣人”論述的出現。李登輝充分瞭解到狹隘的“台獨”主張不可能實現，以否定中華民族為內涵的台灣民族不可能成為台灣內部的共識。他因而採取了用“地理疆界”界定“國族主義”的策略，在他在任末期，也是權力高峰之際，他創造了一個有別於“外省”與“本省”的傳統民族成員圖像：“新台灣人”的概念。
李登輝日後是以如下的談話來界定他所說的“新台灣人”：“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真正的主人”（李登輝在1998年北高市長選舉前的台灣光復節前夕的談話）。“‘新台灣人主義’就是不分先來後到，不分語言地域，共同在此地為台灣、為中華民國打拼、奮鬥、奉獻的一切人民，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新台灣人’的提出，並不是只是著眼於選舉，更是基於整個族群的融合、社會的建設、國家的發展，進一步而言，為了我們後代子孫的遠景”。（1998年12月8日李登輝列席第三屆“國大”時綜合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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