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中國談到，搞現代化，發展經濟，需要西方的資金，但現在西方投資者抱怨同中國做生意太難，存在一些問題，房租太高，談合同爭吵不休，各種稅收名目繁多，勞動力太貴，貪污、受賄，還存在著官僚主義。您是否了解這些情況？
鄧：我了解，是有這種現象。因為同西方做生意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錯是難免的。外國投資者有這些意見，我能理解。投資不賺一點錢，那不可能，那誰願意來？我們正在採取一些有效措施改變這種狀況，相信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解決了這些問題，還會有新的問題產生，還要加以解決。作為領導來說，要摸清情況，採取措施，包括教育幹部。
邁：現在中國領導提出致富光榮的口號，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人對此感到意外，這個口號同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
鄧：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關於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觀點，寧要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時就批駁了這種觀點。正因為這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當時我告訴他們沒有窮的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因為物質極大豐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當然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不能有窮的共產主義，同樣也不能有窮的社會主義。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邁：在廣東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現在農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車、彩電，自己蓋新房。你們採取措施，鼓勵他們致富。他們把一部分收入交給國家，其餘部分歸自己。這跟我們的制度差不多，我們的人交完稅，其餘的就歸自己。
鄧：我們的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還有其他經濟成分。現在在農村受到讚揚的有些萬元戶，一萬元不過二三千美元，還是一年的收入，能夠算富嗎？我們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發達國家來，人均國民收入還是很低的。
邁：鄧主任剛才談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時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鄧：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邁：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在中國的任何公眾場合掛您的照片，這是為什麼？
鄧：我們不提倡這個。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54〕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
邁：還有兩個問題。您說過，您要活到一百歲，然後可以去見馬克思，到那時候，馬克思旁邊可能還坐著毛澤東，他們可能對您說些什麼？
鄧：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幹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我們有理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所以我們才能取得勝利。革命勝利以後搞建設，我們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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