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英案終於有了些許令人安慰的結果：最高法不核准死刑，案件發回重審。對於這一裁定，我第一感覺是，最高法順應了形勢。這種“有辱”最高法的說法下面，內容豐富而有趣。
判死吳英根據的是普通法，條文咋定就咋判。而反對判死強調的則是衡平法，判案應當關照該案本身的具體情節和案發背景的特殊性。
反對判死的理由，除了集資對象少這一具體情節外，更具說服力的還有這一特殊背景：金融壟斷下，央企輕而易舉就能貸到款並成為暗中放貸的影子銀行，而民企貸款無門才求助民間高利貸。正是這些殘酷現實催生的有力輿論，促使政府對民間借貸的態度趨於寬鬆，溫州金融特區的設立，就是一種體現。
如此形勢下，最高法不核准就不出預料了。不過，研讀新華社這條消息，還能辨析出更多“有趣”內容。消息總共1100字左右，其中800多字都在歷數吳英之“罪”，而“可不立即執行”的理由只有一句：“吳英歸案後，如實供述所犯罪行，並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綜合全案考慮”。“如實供述”和“供述賄賂”就“可不立即執行”？這不是太牽強了嗎？顯然，最高法有難言之隱。其隱在於：
一，不厭其煩歷數吳英之“罪”，意在警示其他民間借貸者，這樣的“罪”還是“可判死刑”的。二，給本可根據衡平法刀下留人但卻兩次判死的地方法院留些面子。三，不願給人“裁定受了輿論影響”的印象，以打消公眾今後屢屢以言“擾”法的期望。四，“綜合全案考慮”其實是“綜合全局考慮”，局即形勢，只是最高法不願承認司法落後於形勢的尷尬。
當然，司法落後於形勢是中國缺乏案例法傳統造成的，不能怪最高法。此次應當表揚的是，不核准吳英死刑，說明最高法已經運用了（但不能明說）體現人性的衡平法，並在立法更加落後於形勢的情況下，通過這次多少有些案例法意味的司法實踐，為今後類似案件的審判，樹立了一個還算不錯的先例。
需要強調的是，形勢所逼，立法亟待跟上讓民間金融徹底見光合法。（時間：4月23日 來源：汕頭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