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駁回了馮亞傑和她丈夫降低徵收數額的申請，一年過去了，馮亞傑沒有能力繳納“社會撫養費”，“孩子如今四歲了，眼瞅就到上學的年紀，可是沒有計生委的生育服務證孩子辦不了戶口”，馮亞傑的聲音充滿無奈。
“北京都是這樣，在其他地方處罰隨意性就更大了。”楊支柱向記者指出，“沒有計劃生育證明子女不能上戶口、不能上學，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能買房、租房，不給辦理暫住證，不給辦理營業執照，不給辦理‘低保’，不給辦理駕駛執照……這些趕盡殺絕的措施使得‘超生’孩子的人不敢對隨意裁決的繳納數額說一個‘不’字，甘心做‘砧板上的肉’。”
“《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賦予計生委巨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模糊的權力給地方計生委有很大的‘灰色發揮空間’，這種腐敗空間的存在進一步說明社會撫養費本身的不合理性。”易富賢對記者表示，“實際上社會撫養費已成為計生委的重要財源。”
1980年代的超生罰款是每人數百元、數千元，現在的社會撫養費動輒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
長期研究計劃生育的獨立學者何亞福對記者表示，“考慮到以前的超生罰款標準比現在低，並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沒有能力繳納罰款，還有一些超生家庭沒有足額繳納罰款，因此我作一個比較保守的粗略估計：從1980年到現在，平均每個超生人口實際被徵收的超生罰款為一萬元。由此可以計算得出：1.5億至2億超生人口的超生罰款總額是1.5萬億至2萬億元。”
記者連日來向國家計生委陽光熱線12356、北京市計生委相關部門咨詢有關年度超生處罰人數和社會撫養費徵收統計數據，被告知沒有相關數據或不能公佈。記者仔細查閱有關資料，從浙江省行政事業收費統計分析報告中發現，2009年浙江收取社會撫養費8.94億元，增幅約13%，收費規模首次超過工商。而在安徽省2010年度行政事業性收費統計情況的報告中，社會撫養費收入為8.45億元，增幅達61%。
考慮到作為徵收基數的人均收入年度增長，若以9億元為2011年內地各省市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平均數，全國31個內陸省市總徵收規模高達279億元。
楊支柱對記者表示，考慮到各地實際徵收率不一樣，以及不少直接流入個人口袋中的罰款，總的數額永遠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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