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指出了台灣民眾“中國人”認同流失的制度癥結，因此，對於台灣主政者的選擇而言，最重要的一點應該是正確處理中國主體性與台灣主體性的關係，使基本政策回歸中國主體性；考慮到台灣主體性對其統治正當性的至關重要性，關鍵是要建立在地意識與中國認同的連結，尤其要排除偏窄和對立的所謂台灣民族主義對基本政策的影響。如果沒有去除李扁以來去統化“台獨”路線的消極影響，如果沒有擺脫短視和功利主義的避統化“獨台”道路的誘惑，就無法解決兩岸間最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兩岸和平發展就走得不遠。
與此同時，解決這一問題，台灣主政者對兩岸前途更應該有一套明確的主流論述。我們知道，否定式的概念或命題是空洞而無意義的，因為它沒有觸及事物的本質屬性；同樣，馬當局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也是否定式的，它無法應用於解決兩岸的實質問題，只是國民黨2008年上台之初應付困頓的兩岸現狀的策略而已，這種專注於“維持現狀”的策略只具有階段性的意義，無助於構建遠大的格局。從這一論述，我們只看到國民黨對於長期執掌台灣政治的渴望，卻難以窺見其希望解決兩岸歷史性問題的決心。“不獨”看起來是對大陸的保證，但只是自我保證，對島內“台獨”勢力並無約束力；“不武”更多的是對島內和美國的安撫，對大陸同樣沒有實質性的約束；關鍵的“不統”則帶來更多的質疑和猜測。因此，這種不確定的“三不”論述，不是著眼於未來、著眼於建立兩岸互信的最佳的政策選擇，它無益於指引台灣未來發展方向，在它的影響下，民眾只需將眼界局限於當下。千里之行，當然始於足下，問題是沒有行“千里”之心，足下有何意義？
我們常常認為，隨著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台灣民眾的政治心理會隨之發生變化，兩岸經濟、文化與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使台灣人對於中國的認同從民族和文化層面發展到政治與主權層面，然而，這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論。對於普通的台灣民眾來說，即使有充分的交流，要他們理解主權的抽象定義，然後理性地思考“中國”的真正意涵和兩岸問題的未來出路並不現實。的確，密切的民間交流會有助於強化同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情感聯絡，但同屬於一個民族的意識並不必然地自動地導向同屬於一個國家的意識。任何一個民族或族群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之下，通過一定的政治安排才能實現和維持，也就是說，這個進程必須要有來自政治體系的制度力量參與其中才能完成。從解決目前存在的認知困惑來說，執政的國民黨對兩岸前途的明確論述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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