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提高效率，應該說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轉過來。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不轉不行了。
用過去的增長方式，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就靠發行貨幣來支撐增長，結果貨幣超發所引起的宏觀經濟問題，使得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兩難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緊又不能鬆。緊了怕它崩盤，減速減得太快，但是又不能鬆，鬆了以後我們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並沒有解決，通脹的壓力並沒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轉變。
“由改革推進增長的新時代”有望到來
過去這些年，我們改革放慢了。所以現在需要通過推進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制、更加有競爭強度的經濟體制，來保證我們的創新，保證效率的提高。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效率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進程緩慢原因何在？
吳敬璉：為什麼30多年都解決不了呢？是因為體制有問題，就是30年前就提出過的，叫做“體制性障礙”。根本的辦法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要改變我們落後的經濟體制。
過去這些年，我們改革放慢了。所以現在需要通過推進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制、更加有競爭強度的經濟體制，來保證我們的創新，保證效率的提高。
新京報：近期你經常提到頂層設計的改革思路，什麼是頂層設計，中國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
吳敬璉：頂層設計是一個網絡設計中間提出的一個說法，叫做top－down design，從最上面往下來進行設計。
現在我們就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是一個政府控制著整個市場、整個社會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還是一個法治、有規則的市場經濟？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我們要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唯一的出路。這個市場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它有許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要進行設計。
新京報：大系統、子系統分別指什麼？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又如何理解？
吳敬璉：頂層就是一個規範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有計劃的經濟，然後下來各個子系統，財政怎麼樣，企業怎麼樣，金融怎麼樣，從頂層一直往下設計。
宏觀管理就是總量管理，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次要是通過財政部，通過兩者的配合以達到總量供求平衡，至於個量就完全靠競爭，就是每個企業用什麼資源等等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
總量如何控制？一個是貨幣發行量，貨幣發行量決定了總需求，只要貨幣發行量掌握得對，總需求和總供給就能達到一致。還有一個是財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產品或者是帶有公共產品性質的領域通過財政調控。
新京報：近期看到各種改革已經開始啟動，比如增值稅改革，比如溫州的試點，你如何看這些改革？
吳敬璉：從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創新的春天到來了。一個是“十二五”計劃都提出來，要全面的推進改革，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各整體規劃。
另外一個從下而上也出現制度創新，比如說，溫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稅擴容，開始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和稅務機關都是表現得比較被動，比較保守，害怕減收，現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積極地到處推行，而且保證財政部門和稅務部門給這種改革以政府的補助。比如說廣東省最近的關於企業注册的改革，就體現出市場經濟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限制進入的都自由進入，簡化企業的注册登記的手續，像這樣一些改革正在各個地方有很多新的創新。
頂層設計和從下到上的制度創新，這兩個力量正在匯成一個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屆政府很可能會帶來一個由改革推進增長的新時代。
現在來看我們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難說，因為會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報：總體看你對未來還挺樂觀。
吳敬璉：是有條件的樂觀，總體來說取決於大家的努力，但比起過去兩年政府不斷加強“計劃”，最近氣候變暖，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