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輿論開放的過程中，人們對民意的外交權力一直缺少了解。日本在釣魚島、靖國神社中的輿論表現，實際上成了中國人的重要參照，中國輿論的激烈程度，以及中國人的其他一些做法，都在有意無意仿效日本。
光靠政府力量就能解決紛爭的時代，在亞洲基本過去了，民意成為各國對策的最大塑造力。但如果各國政府完全放棄對民意的理性引導，那亞洲將面臨極不確定的未來，爆發戰爭並非不可能。
民意之間的對抗很容易使東亞各國對核心利益的理解都集中到領土爭端上。同是核心利益的“發展”，逐漸在輿論中失去號召力。為一個島嶼可以犧牲發展，這是東亞國家目前的普遍對抗姿態。
“豁出去了”有可能最終成為亞洲國家的選擇，無論現在這種主張尚有多少外交姿態或者“氣話”的成分。一個地區的和平或對抗局勢是一點點積累的，它並非像一個程序那樣可以隨意修改。東亞的對抗一旦定型，就難有回頭路可走。
日本政府必須對它的“民主”表現出負責任的引導力，日本不能被石原慎太郎所代表的社會情緒主導，它的基本理性應被其他亞洲國家清晰看到。否則各國之間的誤判和對抗只能一輪接一輪地升級。
中國民意對外交的影響越來越大，這肯定會在政策生成機制中有所反映。這將帶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新磨合。相關國家如果拒絕這種磨合，是不現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