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也不甘落後，《貴州省生態文化旅遊發展規劃》中提出，計劃投資兩萬億至3萬億元，涉及10個國家級重大項目、50個省級重大項目、200個省級重點項目。
經濟學家馬光遠認為，在“穩增長”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資衝動並非個案，而是很多地方“集體行動的邏輯”。其實，早在中央提出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萬億2.0”的刺激計劃，通過新一輪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馬光遠對投資拉動經濟的批評態度很有代表性。他表示，過去幾年，很多地方上馬的項目“基本還債無望，很可能引發不容樂觀的銀行壞賬”。今年如果再次聽任地方隨意“塗鴉”，大膽投資，在地方政府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借助於銀行信貸。這樣，“債務黑洞越積越大，這對於銀行而言，無疑是一個災難性的選擇”。
他甚至用“天使抑或魔鬼”的比喻，來提醒人們要警惕地方新一輪投資泡沫。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則認為，與上一輪中央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具有統籌安排、系統協調等優勢相比，此次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很容易出現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加重金融風險等隱患。
他還從中國經濟循環的內在機理分析“投資拉動”的不可持續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以出口、工業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個完整循環鏈條，並且順利帶動了投資增長，消化了產能擴張。近10年來，我國已經遭遇3次大規模的產能過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兩次產能過剩我們都能成功化解，在於按照從前的經濟運行邏輯，追加的投資能消化掉前面的過剩產能，而從2009年開始的產能過剩拖到今天，不但解決不了，而且麻煩越來越大。
這中間，根本原因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周邊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導致既有的經濟循環鏈條運轉失靈：首先，世界經濟整體下滑，中國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面臨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國的比較優勢逐漸壓縮，企業利潤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聯合擠壓下，企業自主投資動力嚴重不足，產業升級和工業化進程速度明顯減弱。也就是說，“出口、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三者之間的鏈條銜接出現了問題。
趙曉表示，由於政府投資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項目是基礎建設等民生項目，項目的經濟回報短期內難以還本付息，這就注定政府投資的不可持續性。“追求總量而不追求質量，投資過快、投資效益低下一直是我們沒能解決的難題”，若此時推出地方版“4萬億”，只會惡化這一趨勢。
中國農業銀行高級經濟師何志成的批評更直白。他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歡上大項目，因為他們需要政績，需要花錢，更因為來自中央政府和商業銀行的錢多數是不由那一屆政府歸還的，甚至還可能永遠不還。而以現有稅制為例，如果地方政府對企業不是以產量或者銷量定稅額的話，投資衝動自然就少多了，因為GDP一旦不等於稅收，投資再多也未必等於錢袋子，地方政府自然沒有了積極性。可是，目前的實情決定了中國經濟還是“投資經濟”，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穩增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對很多地方政府來說，“就是風向標，就是榮辱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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