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13日電／文化評論者南方朔1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說，有個英文Apology，它的原始意義是“辯護”，到了十六世紀後產生了反義的“道歉”，從此“辯護”和“道歉”這兩種行為相互糾纏，而且“壞道歉”及“不誠實的道歉”愈來愈多，由這個字的意義變化，其實已顯示了人類的文明是在退化中。
文章說，“道歉”的真正意義是在說，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或做錯了決策，使得別人受害，那麼他就應毫無抵抗的道歉認錯，透過他的道歉，受害者得以慰安，雙方的關係也才可以和解。由於他經過了道歉的良心洗滌，他的理性與感性也才可以更上層樓，當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他才不會重犯錯誤。正因為有了“道歉”這種文明新元素，人類的公私行為才有可能日臻進步。
不過，劍橋大學前兩年出版了新罕布什爾大學哲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所著的《我錯了：道歉的意義》一書。書中指出，近代由於政治文化的改變，政治人物愈來愈恐懼一切攤開到陽光下，如果他們對某件錯事道了歉，有可能整個人格都要被迫攤開，於是打死不道歉，錯也要錯到底的壞政治遂告出現。另一位波士頓大學的哲學教授格裡斯渥（Chorles L.Griswold）在他所著的《請原諒：一個哲學探索》中也指出，政治人物認錯，必須冒著被人認為他很愚蠢的風險，為了要證明他很聰明，他自然只會鬼扯硬拗。史密斯教授即表示，現在乃是“假道歉”、“真硬拗”流行的時代。政客犯了錯誤，打死也不會承認錯誤，而只會東躲西閃，拚命玩弄語言修辭遊戲，意圖來稀釋掉他的責任。他表示：“假道歉”和“不誠實的道歉”有如政治上的爛水果，這只是當代政治日益腥臭的原因。
文章說，由當代政客犯錯而死不認錯，千方百計的搞“假道歉，真硬拗”伎倆。我們就要回頭來看台灣自己了。馬英九連任迄今，他的油電雙漲及證所稅等已把台灣搞得雞犬不寧，民怨衝天。日前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宣稱“油電宣布漲價的方式與時機都有檢討的空間，政府不應再犯這樣的錯誤”，既然他承認政府犯錯，那是誰的錯誤呢？搞了老半天，原來是“時機不對”，一句“時機不對”，他就把自己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用“時機不對”當做硬拗的理由，一定要先問自己，為什麼“時機不對”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並不是問題，只有台灣一切都是“大環境不佳”、“時機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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