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麼，縱觀廣東30多年改革開放，您怎麼評價？
傅高義：廣東開始發展的時期，正是蘇聯及其東歐諸國考慮改革之時。在中國內部，廣東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說廣東的改革在中國是先行一步，那麼對於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也許是先行兩步了。廣東改革的影響超過了國界。
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的進步不能簡單用“開放市場”來解釋，因為有很多存在著開放市場的國家並沒有取得廣東那樣的進步。特區所特有的自由空間，使這些地方成了培養人才的孵化器，從這些企業學到的知識，很快就從廣東擴散到其他地區。
記者：您曾說過，西方的學術群體對廣東發展的重要性還是沒有足夠的認識。一些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書裡，幾乎沒有提到廣東以及它在整個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廣東的重要性被忽視主要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
傅高義：我覺得，廣東人很多的做法和鄧小平一樣，不爭論，做了再說。廣東人比較務實，埋頭賺錢，不喜歡高調宣揚。
我不是有意討中國人喜歡
記者：1997年11月，江澤民訪問美國。您促成並主持接待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能否向我們透露下這次接待的一些細節？
傅高義：當時有一些人說我是親中國派———我並不是有意要討中國人喜歡。我的提議遭到反對，哈佛校長也很擔心。但我認為，既然其他國家領導人可以來哈佛演講，中國的領導人為何不可？我當時希望江澤民演講時，可以有即時提問。於是讓我的朋友、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向江澤民提出建議。一直到江澤民在美國下了飛機，我才知道他是同意的。
這次活動非常成功。在江澤民演講前一個小時，我請一些多年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向哈佛的師生們介紹中國，這讓他們多了一個了解中國的機會。江澤民的演講效果非常好，後來他高興地對我說，“我的哈佛測驗合格了。”
記者：胡錦濤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從1993年開始，2002年12月不再兼任），您是第一位在中央黨校講課的外國學者。能否介紹其中的詳情？
傅高義：出面邀請我去講課的是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他也是我寫作《鄧小平時代》採訪對象之一。鄭必堅做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秘書，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他牽頭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個對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講話做了系統總結的稿子。
我在中央黨校講課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國獨立日。我向中央黨校的學員介紹了美國獨立歷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這些是否適用於中國，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應該讓中國人也多了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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