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書中，您坦言對鄧小平充滿欽佩之情，最欽佩的是他的哪種品質？
傅高義：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堅定地搞改革開放，沒有前路可循，一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一邊實驗一邊推進，這是非常需要膽略的！他需要承擔最後責任，需要做出正確判斷。他要挑選一個和他共事的核心班子，他要迅速建立起一套組織，使他們能夠在一起有效地工作。他要給人們希望，同時又要向幹部群眾說明實情，不斷調整變革的步伐，使之能夠被人們接受，使國家保持穩定。他面對的是一項苛刻的、史無前例的任務，在此之前，沒有哪個共產黨國家成功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更不用說有著十幾億人口、正處於混亂狀態的中國。如果你看到這一點，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很值得欽佩的。試想，在改善這麼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紀中有任何其他領導人比鄧小平做得更多嗎？在20世紀，有哪個領導人對世界歷史產生這樣巨大而長久的影響力？
“我要寫的，不只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
記者：寫這本書，對您來說最大的困難在什麼地方？
傅高義：了解鄧小平的想法最困難，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筆記，我也無緣跟他當面交談，所以一切只能依靠間接的材料。《鄧小平年譜》出版以後，給我的寫作帶來了不少方便，但也僅僅局限於知道他在某個時間做了什麼事。至於他為什麼那麼做，當時的考慮是什麼，卻不容易搞清楚。
記者：您怎麼解決這個困難？
傅高義：我只能盡可能多採訪一些曾經在他身邊生活過、工作過的人，以求盡量走近他。我多次到中國做短期訪問，也曾經較長時間住在北京，這使我有機會採訪到一些中國的黨史專家、高幹子女，以及曾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幹部。10年來，受訪者估計有300多位，其中還包括李光耀、卡特、基辛格等一些中外政要。這些人裡，很多人都對鄧小平評價很高。卡特總統評價說，鄧小平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的自信，這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李光耀則告訴我，在他見過的人裡面，沒有人能超過鄧小平。
我還走訪了鄧小平曾生活過的地方，如太行山區、四川廣安、江西瑞金，以及他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與成都。從當地學者與幹部的口中，以及當地博物館的資料與實物裡，我獲得了更豐富的信息。走訪的過程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
記者：如果不能確定鄧小平當時的內心想法，您如何在書中向讀者展示一個客觀真實的鄧小平？
傅高義：我採取盡量客觀的方式，收集更多的資料，試著把當時的環境、背景、各種因素盡量真實地呈現出來，幫助讀者來理解，他當時為何要這樣做——當然，最終還是需要依賴讀者自己來判斷。我想，在沒有資料直接證明他的具體想法時，這是一種比較客觀的分析問題的方法。作為一名學者，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客觀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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