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3日電／現在說起日本，大家首先想到釣魚島。由於中日之間的複雜關係，要想客觀地評價日本殊為不易。《菊與刀》的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曾說，當時的西方人認為日本是一個讓人難以捉摸的國家: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但正是日本，成為迄今為止惟一一個躋身世界一流發達國家行列的非西方國家，堪稱後發展的奇跡。
通常認為，日本儘管是最富裕國家之一，但是其政治並不令人傾慕，顯而易見的原因恐怕是日本首相的頻繁更迭。據說，某位美國總統無論如何都記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原因很簡單:每次當他記住的時候，日本又會換一個新首相！這大概意味著日本政制模式存在某種缺陷。但是，如果從更基本的方面來考慮，日本無疑也是世界上政治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東方早報刊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包剛升的分析文章表示，儘管如此，如同很多其他後發展國家一樣，日本的現代政治轉型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就在一個半世紀以前，日本還是一個幕府將軍獨攬大權、各地大名控制地方、天皇有名無實的傳統國家。1853年，美國佩里將軍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經過短暫的驚慌失措和內部紛爭之後，日本從1868年開始了史稱“明治維新”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動了日本的工業革命，也引發了日本的現代政治轉型。那麼，一個過去長期以中國為師的國家為什麼能後來居上？日本的現代政治轉型又有哪些經驗呢？
第一條經驗是從低頭學習西方開始。日本曾經是中華文明的好學生，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一次仿效唐朝制度與文化的變革。19世紀中葉被西方打開國門之後，日本很快意識到歐洲在技術、制度與文化上的優勢。向歐洲國家低頭學習，很快成為日本社會的風尚。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福澤諭吉這樣說:“越明瞭本國情況，也就越覺得自己國家遠不如西洋，而感到憂慮不安。”那麼，怎麼辦呢？他接著說:“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這就是“脫亞入歐”論的由來。在駁斥了部分人的“日本國情論”之後，他更直接地說:“汲取歐洲文明，必須先其難者而後其易者，首先變革人心，然後改革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對福澤諭吉來說，既然不如歐洲，低頭學習是很自然的事情。
日本向歐洲低頭學習的一個重要事例，是1871年12月向西方派出的倉岩使團。使團由倉岩具視右大臣率領，包括了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在內的明治政府幾近半數高官同行，使團訪問考察歐美諸國的制度和設施達1年10個月之久。伊藤博文後來用“首驚、次醉、終狂”來形容此次歐美之行。倉岩使團的歐美之行促使日本高層下定了以歐美為師的決心，而不少使團成員後來成為日本改革的直接實施者。另外一個重要事例是，為了起草憲法，伊藤博文於1883年3月專程赴歐洲考察各國憲法，在歐洲停留達13個月之久。考察期間，他形成了以德意志帝國憲法為樣本起草日本憲法的想法。因此，日本的首部憲法亦是向德國低頭學習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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